“生态的”还是“环境的”？ ——生态文化研究的逻辑起点 王 诺（厦门大学）/《鄱阳湖学刊》2009年第1期 二元论根深蒂固，并与人类中心主义和征服占有自然观紧密结合在一起。笛卡尔在《方法论》里明确指出在人与自然关系上二元论的思想指向就是控制改造自然。二元论使我们能够了解“火、水、空气、星辰、天空以及所有环绕我们的自然物”，我们因此可以充分“利用他们所有的适用的方面，进而，使我们成为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我们原本就是主人和占有者”。二元论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即便在当今高度重视环境问题的学者和思想者那里，它也是很难去除的思维模式。之所以学界有这么多人顽强地坚持环境说而拒绝生态说，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从根本上是将自然视为环境，并将其放在与人相对的另一个元之上，仅仅从对人有利或不利的角度来研究，仅仅寻求人类自身的解脱之道。然而，这样的环境研究的结果，必然是更加强化了二元对立。 生态文化的逻辑起点之一就是要超越二元论。德里斯在《生态批评》一书里深刻地指出了这个问题：“生态批评，作为行动主义者的哲学，有一个基本的任务，那就是超越在西方的话语和实践中将人与自然分离开来的二元论思考。环境问题先前被置于二元的负极来关照，这样一种两极对立的思考只能使具有破坏性的二元论观念长久存在下去。只有首先使学术界创立这样的意识，才有可能真正缩减二元论的空间。”埃里克·史密斯在一篇探讨生态批评主旨的文章里明确表述道：“生态批评的一个基本主旨，就是摆脱人类中心主义和二元论思想而另辟蹊径。”“把文化与自然从根本上分离的思想，在西方历史和西方认识论发展史上还有一些类似表述：自我/他者、主体/客体、灵魂/肉体等。生态批评对这类观念做了部分的回应，认为这样的二元对立导致的弊端是：主体蔑视卑微的客体，文化把自然对象化。”“人类文化与环境的二分，强化了生态批评所面临挑战的严峻性；二元论宇宙观的设定——宇宙被划分为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正属于我们所用来谈论‘环境危机’的术语范畴。”生态文化必须突破将人类与自然分离、仅仅把自然物当作人类生活的环境的二元论，必须深入地分析和批判这种二元论所导致的严重恶果；因此，绝对不应当在自己的理论架构和术语系统中留下二元论的痕迹。 “五四”与中国现代性文化的激进诠释学 张旭东（美国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东亚研究系） 《现代中文学刊》2009年第4期 五四的伟大和不可代替之处，在于它不仅仅在“救亡图存”的口号下完成了近代西方通过数百年激变才完成的人本主义“世俗化”和“内在性”的转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五四运动的全部含义不过是在近代中国特殊的国情下重复了近代西方主权概念的自我确立过程，即为它找到“人民”（国民）和“精神”（民族主义）的文化政治解决方案,即把神的主权转化为世俗国家的主权，再以人民主权的概念将这一过程合法化。更重要的是，五四运动在这个过程不是把获得新的精神自由和政治可能性的个人和群体纳入到国家、人民和民族主义的形而上学神话和现代性权利系统中去，从而去“克服”现代性内部的“自由”与“秩序”的结构性矛盾；而是通过政治意识的空前高涨和尖锐化，通过政治热情和政治动员，特别是对国家和文化在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以及国内尚未在根本上被触动的旧制度的双重抵抗和突破，不断地把一种新人、新的个体性、内在性、想象力和创造力生产出来，并把这种新人的内在规定和外在生活方式作为“新文化”确立为现代中国的精神实质和政治诉求。换句话说，五四运动包含了现代中国的起源的秘密：人民不是政治神学意义上的国家主权的填充物和形式合法性的修辞，而是现代国家赖以形成的实质和它的全部目的，这个目的和实质就其内在的精神规定来说是新文化，就其外的存在来说就是新人——新的人民必须由新文化生产出来，当人民救自己的国家的时候，毋宁说是在创造一个新国家，即那种新文化的政治上的、制度上的实现或现实化。这种看似最为激进的国家形态，却又最合乎中国古典政治思想中的国家观念，即国家立足于文化，文化领域为政治领域提供能动因素和道德实质；而国家政治，不过是文化政治的延伸、形式化或礼仪化。因此五四标志着这样一个历史的临界点，在此，现代世界的普遍的客观运动，在中国人的世界里突破了器物层面和制度层面，而在人的心理、情感、自我理解、自我认同的这样的内部空间，获得了鲜明的形象、语言、观念和理论。一旦它同一种新的“人”概念相结合，则一般的抽象的“新”和“变” 就不仅仅只是被动的、不情愿的适应和和被迫，而晚清以来中国一切变化和变革都只有这样的意义，因为在情感、内心和符号层面，必须做的事情却又是外在于自己的文化认同。但“五四”带来了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转变，从此，中国人不再仅仅作为普遍历史的客体，而是作为它的主体和创造者，在塑造自己的新的文化认同的同时，塑造着一个新的社会，新的国家。五四运动同中国现代性和革命的内在关联和同构性，即来自于它这种在现代性外固有矛盾的外壳中不断地生成新的、创造性、反抗性、颠覆性的意志和内在性，并通过这种新的情感能量和政治能量本身的“文化化”要求而不断地建设和修改现代中国的制度安排，界定国家的历史实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