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语言文字与人文学术传统 王晓路 黄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中安排时间就我们感兴趣的问题进行对话和交流。一般而言，一个人的学术兴趣总是与其生活经历有比较大的关系。中国大陆的学者大多经历过不同的历史境遇，战乱、动荡、“文革”、下乡、新时期等等，各个时期的学者都离不开自身所处的教育条件和特殊背景。但是不论哪一个时期，都有一些知识分子除了在自己的领域里有所建树之外，同时也坚持对公共领域的问题进行独特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目前北美学者的研究正受到大陆学界的重视，他们的选题、研究视角、材料分类方式和学术观点也往往成为讨论的兴趣点，这方面的翻译也逐渐增多。您的生活经历我想也是大陆学界比较感兴趣的。 黄宗泰 谢谢，我也很高兴有机会和你进行这种交流。许多中国大陆的学者都确实保持了中国传统文人的风骨，尤其是在上世纪那些动荡的年代，他们与我们的科研条件完全不能相比，但学问却是做得相当好。我看钱钟书的《管锥编》就常常想象他写书和生活的情景，真是十分感慨。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我对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兴趣的确与我的家庭有关。我的祖籍是广东，但祖父19世纪就到了美国。你知道，19世纪末美国出台了排华法案，当时许多中国人的妻子都不能到美国与家人团聚。所以我祖父不得已就去了夏威夷，因为当时的夏威夷还不是美国领土。我祖母是迟到1896年才到夏威夷与祖父团聚的。我的祖父母都很开明，他们让我父亲上了美国的大学，当时许多美国人的孩子都不上大学，而出去赚钱，应该说我祖父母是很有眼光的。后来我们回到广东老家，继而又到香港新界，再后来又从香港重返夏威夷，辗转往返。我父亲讲英文，我母亲不说英文，由于她家学渊源，家里一直有私塾教育，所以她的古诗文非常好，而她又在北京生活过，所以京白话也会说。我记得她在美国人家里做事时都自己吟诵中文古诗，这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自己虽然在大学、后来还在日本和台湾念过中文，但实际上一直是生活在东、西两种文化之中的。我除了讲英文也讲广东话和普通话，我夫人虽然是美国人，但她在日本呆过较长时间，现在也在亚利桑达州立大学教日文，因此各种语言包括方言对我都有很大的吸引力，也是我通过这些文字阅读作品的兴趣所在。这可能是研究文学十分重要的前提，也是我研习西方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原因吧。 王晓路 美国人上大学比较注重实际，大多选择好就业的专业。现在中国大陆的大学也出现了这种趋势，有所谓的“热门专业”一说，而较为传统的人文社科专业有时在招生和就业时有一些困难。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国大陆目前在中学阶段就分文理科，大学阶段的转专业也不像美国这样方便，长此以往，可能又会形成新问题。但根据我有限的体会，也有许多美国学生的确是凭自己的兴趣选择或改变专业的。您的这种家庭背景和影响是促使您在美国上大学时选修文科的吗？ 黄宗泰 是的。美国人是很实际的，大多数人在选专业时首先想到的是能否找到好的工作。但是我母亲认为孩子自己的兴趣最重要。所以我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了文科。我对中国文学感兴趣是从诗歌和小说开始的。中国诗歌确实太美了，好的诗歌真是很难改动其中任何一个字的，所以翻译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你把一首好的中文诗歌翻译成符合英文韵律的英文诗，那别人读起来不过是在读英文诗歌而已，这样中文原有的语言传达力就会丧失。另外各个时期的作品在语言上也有不同的特点，这一点如何在另外一种语言中进行转换也是非常难的。如仅看一些英文翻译，你很难区分《诗经》中的歌谣与后期一些四言诗的区别。但我主要是对小说感兴趣。我年轻时曾看过大量的英文小说，但后来看中文小说时的那种废寝忘食的感觉，在看英文小说时却从未有过。我年轻时曾经有一段时间，晚上通宵达旦读中文小说，一大早又赶去上班和上学，而自己并不感到十分疲倦。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有滋味，这种由语言和文化带来的感觉的确很奇特。 王晓路 文学的感觉对文学研究相当重要，而文学性又体现在文字符号的独特编码当中，所以一个人的文学能力与语言能力密切相关。直接解读和通过翻译去阅读在感觉上是大不一样的。因而，文学研究的首要条件是一个人对语言文字的把握能力。如您谈到的钱钟书先生对语言和文献的把握上的确是惊人的，所以他的论述在各种语言和文献间可以穿梭自如，达到“入化”的境界。我自己虽然读过他的《管锥编》和《谈艺录》，但是自己学力不及，尤其是佛学，有许多问题就难以通透。仅语言这一点现在极少有人做到钱先生那样了。另一例证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王佐良先生和北京大学的杨周翰先生，他们的英文和中文以及相关的修养依然是当今中国大陆英文学界难以望其项背的。所以我一直认为，上世纪中国大陆的文化断层并没有出现在上半期，因为这一时期的学者不仅具有坚实的西学功底，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精神的理解和把握亦是相当透彻的。其中一些人不仅研究文学而且也是文学创作的高手。而所谓的断层主要是在20世纪后半期，尤其是“文革”后，弄得一代人不中不西，缺乏底气。我们在下面还可以就这一问题详谈。 黄宗泰 王佐良先生翻译的培根的《论读书》真是非常美，俨然是培根自己在用优雅的中文书写的一样。我在北大时期也见过杨周翰先生。他们的确是非常优秀的学者。其实这一批学者的人格魅力特别大，在那样的艰苦环境中，坚守个体的精神，持之以恒，这是中国大陆学界了不起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