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霸权时代的权力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9）08－0248－09

      霸权作为一个概念已存在较长时间了。从20世纪70年代文化研究兴起以来，“霸权”几乎成为这个新兴学科的“枢纽”性概念。霸权作为一种概念，具有非同寻常的“真值”（truth- value）。但它只是对于特定的时代具有非同寻常的“真值”，而这样的时代已开始趋于终结。“权力”，目前已处于后霸权时代，文化研究应该更多地在其他地方寻求自己的核心概念。本文乐于指出这些取而代之的概念可能是什么，也相信这些概念将不只是概念，而是“权力”在这个后霸权时代所运行的方式。

      以下有关权力政治的论述，实质上并非源自葛兰西、拉克劳或者斯图亚特·霍尔的早期作品。其关键问题是一个围绕着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权力制度的概念，此概念或可被称为“泛化政治”，且这一泛化权力或泛化政治正日益被强力政治所代替。

      一、语言：本体论意义的权力

      霸权一般被理解为通过“象征秩序”（the symbolic order）或象征体（symbolic）来运作，这预设了一个通过人的无意识来主导的强大措施。它预设在孩童时代，当我们带着俄狄浦斯情结进入语言秩序中时，我们服从于那个使我们成为主体的“父亲的法”（law of the father），这一法则正是特定社会的象征秩序。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iek）指出，对于霸权象征的抵抗存在于实在之中。不像象征或想象，实在完全逃离了表现的秩序。我们（意指所有那些认为权力已处于后霸权时代的人）赞同齐泽克的观点，但也只是部分地赞同。我们认为，在后霸权秩序中统治与抵抗都发生在实在域。象征，那个与语言同构且在陈述与判断中包含“法则”的象征，通过我们称为“认识论”的东西运行。在霸权时代，认识论权力通过有逻辑的表述或言说运行，通过主体表述的命题运作。在这个意义上霸权所经由实现的象征语言，像论断的模式一样，是一个判断的模式。而实在，与此相反，则是不可言说的，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后霸权秩序中的权力，是本体论的权力。

      霸权所经由实现的象征到底是什么？在这一语境中到底什么是“象征”？和朱丽亚·克里斯蒂娃（1984）一样，齐泽克把象征秩序与“父亲的法”视为一体。这一结论使统治功能规范化。克里斯蒂娃比较了象征的主导与符号的自由，齐泽克则把实在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同象征的主导做了比较。这仍然很复杂。在拉康的《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中，象征代表规范化和法律，而实在代表对权力的抵抗。最后，拉康把象征数学化，不是在统一和量化的意义上，而是拓扑学和数学的非量化概念。这里象征也是一个抗争之所。这一观点近来曾被基特勒（Kittler）论及，他强调拉康在非线性控制问题上受到了阿兰·图灵的影响。我们还应该关注一下阿兰·巴丢（Alain Badiou）的数学本体论。在论断上，弗洛伊德有关象征的概念与齐泽克和克里斯蒂娃的象征概念完全相反。对弗洛伊德而言，象征并非在法则、判断和自我等清晰而直接的陈述性语言中运行，而是经由无意识的压缩与转移程序工作。象征由那些从自我的时间性清晰而直接的主语、动词、限定词转移而来的形象组成，这些形象被精简甚至被压缩到象征体中。它们（象征体）与判断、法则领域内的自我完全相反。自我，尽管现在还是通过工具理性和日用商品的习语来实现，但也通过论断性陈述来实现。沃尔特·本雅明把这种语言称为“符号”（semiotic），而笔者认为这个就是索绪尔所指的“符号学”（semiotics）。无意识及其象征、转移、压缩工作则与此相反。在分析情境下，语言并不像它在自我的真实生活状态下那样工作。分析情境发生在一个与判断和逻辑陈述世界隔离的空间内，这是一种深入的“反符号”（anti- semiotic）的谈心疗法（talkingcure）。它的形象并不是清晰、直观的，而如象征体一样，模糊而边界不清。弗洛伊德有关象征的概念不如说是不加批判地借自同时代的人类学研究成果，然而这正是象征传达意义的途径，它迥异于法律那种精确的诫命。因此，它不是列维－施特劳斯阐释弗洛伊德思想时跨出的一大步。因此，其《神话学》系列和《原始思维》（la pensée sauvage）一书充斥着由转移和压缩程序建成的象征。同样，超现实主义者借助梦境以及弗洛伊德所谓的象征，来对抗自我的陈述性语言以及无趣的日常生活商品化。列维－施特劳斯以及超现实主义者的姿态——反对自我的认识论——是一种本体论模式的无意识。在霸权语境文化研究中，象征是认识论形态的，而在后霸权时代文化研究的重心更多地偏向本体论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