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把历史及社会视为一个朝向前方、不可回头的过程，并不是不太久远的事情，它发生在“现代性”（modernity）这个概念构筑出来之后。 “modern”这个词强调“最近”、“当下”出现的东西，认为它们更有意义，也就是说：在时间的轴线上越是靠后的新东西，越是值得关注；已经过去的便是价值较低的；那将要到来的，则是更加值得期待的，代表着某个“前进”或者“进步”的方向。 历史的走向如此，文化的进展亦如此。古人认为文化的黄金时代是在过去。比如孔子认为周礼体现着他心目中文化的最高典范。后人则追随孔子，认为孔子代表着不可企及的顶峰。 然而某种动力、某种能量的催促，并不直接等于它所召唤出来的现实。论及展望文化领域，谈论它的“发展”、“前景”，将会发现，这个领域如此复杂、纠结，充满种种悖论。 二 天安门是谁设计的？这个问题之所以看上去突兀，是因为我们从来都不曾想过这个问题。我第一次去故宫的时候就有这种疑问。 今天的情况截然不同。我们知道位于长安街上国家大剧院的设计者是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这家伙更为擅长的是设计机场候机楼，比如法国戴高乐机场、日本的关西机场、雅达加和开罗的机场、上海的浦东机场。又比如，鸟巢的设计者主要为瑞士的两位建筑师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这哥俩一块上小学、中学和大学，合伙开办建筑事务所。这个设计为他们带来了新的荣誉——2008年3月获得英国设计博物馆颁发的建筑设计奖。 我们还知道新版央视大楼的设计师为荷兰的库哈斯和德国的奥雷。前者在理论方面的造诣似乎更深，据说他设计的西雅图图书馆连噪音问题都没有处理好；而后者则相当年轻，当年才三十多岁，曾用“好玩”来形容这座建筑。 为什么古代的艺术家默默无闻，今天的建筑师却大出风头？他们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当中，秉承了不同的文化观念，拥有不同的文化合法性的依据。 对于天安门的设计师来说，他不可能拿着预先设计好的图纸，与众多的竞争者一道前来竞标。当他被选中担当这个角色之后，就会受到一种特殊关照，甚至还会被“禁闭”起来——他所担负的这项使命要高于他个人的生命。在凌驾一切的至高权威面前，在皇宫贵族们面前，他只是来自乡野的一名工匠而已。 他所面临的工作，不允许掺杂任何个人的想法。他要体现这个国家统治者的意图、意志，考虑的是如何赋予皇权以具体的形象——不仅要体现诸如庄严、威严、恢宏，令人心生敬畏，而且还要体现皇帝的至高无上、纷繁森严的等级制度、万年江山的恒久坚固等等。他越是能够抛弃自己的想法，他的工作成就也就越大。因此，天安门绝不是这个人的个人作品。 现代艺术家是一些自由来往的人们。今天在中国大显身手的这些保罗·安德鲁、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库哈斯和奥雷们，与十八世纪的前辈们最大的不同在于——彻底摆脱了不管是来自王室还是教会的赞助和庇护，不需要迎合权势者们的要求和趣味，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创作，在市场上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因而每件作品都打上了他们个人的印记。当他们获得了一些光环，成了别人眼中的金字招牌，事情或许会变得相反：权势者需要他们的程度，远远超过他们需要权势者的程度。 英国设计博物馆给了“鸟巢”这样的评语：“它蕴含了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出现”。即使有这样的提示，人们一般也不会想到它代表着腾飞中国的某个起点。它就是它，拥有独立的审美价值，而不会成为新的民族图腾。 央视大楼越来越成为争议的热点，坊间传说设计师在其中隐藏了一个不可告人的意图。的确，对于库哈斯和奥雷这对哥们来说，他们不大可能去认真考虑作为“喉舌”的这栋建筑应该是一种什么样子。但不能排除万一他们考虑了，会采取一种反讽性的立场，这是他们的权利。用不用他们的方案，这个权力却是百分之百在你自己手上。 三 现代艺术家们的工作处境，进一步提示了文化现代性的起点。 仅仅说重视“最近”和“当下”而不是“过去”和“传统”，不足以概括文化现代性的特征——它还必须结合下面这个因素：它起步于神性权威结束的地方。 所谓“神性权威”，这里用来泛指那种至高无上、不容怀疑的力量。它不仅体现为某种严厉的现实权力，覆盖和统摄社会的方方面面，有时甚至控制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还体现为这个社会精神方面的“最高权威”，负责阐释这个世界，提供人们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包括关于美丑的看法。若有不合，便被视为异端。 在西方历史上，教会在很长时间扮演着这个角色，所谓“教权”，既是精神权威，也是世俗权威，它是最为典型的迷魅力量。在不同民族的不同时期，也曾有过不同形态、不同程度的迷魅权威，将现实权力与思想权力一把抓。任何超出这个框架的人们，都会遭到严厉惩处。这对于从二十世纪过来的中国人，也并非陌生。 尼采将告别迷魅权威称之为“大爆炸”——“上帝死了”。 马克思以经济关系的变化来解释这种必然性。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以革命家的激情和分析家的冷静，描述了某个结果：“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中央编译局，19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