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09)04-0128-06 流散文化的含义自其产生以来发生了很大变化，研究范围早已从犹太民族的迁徙流离扩展到全球化时代各国家民族之间的移民及其混杂文化。当代流散文化不仅是一种全球化现象，而且也是后殖民理论研究中的焦点之一。从流散文化研究的发展及其流变来看，族群问题及族群认同(民族性)问题一直居于其中心，成为探讨流散文化变迁的核心问题。相对于19世纪及20世纪以来人们对民族性与民族主义的定义和归纳，当代流散文化理论中针对民族性的论述产生了极大的变化，显示出民族具有更加含混性和混杂性等特点。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流散文化理论消解了传统的民族性和民族认同，日益建构了一种新的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本文试图勾勒传统民族概念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在当代流散文化理论中民族意义的解构和重新建构，并对英国当代文化研究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的流散理论作一解读和阐释。 一、传统的民族与民族主义特性建构 从19世纪开始，西方世界产生了众多关于民族及民族主义构成的论述。在今天学术界里，这两个词汇仍然是涵义最为复杂的词语之一。很多学者对民族的形成史、民族的概念及由民族概念衍生的民族主义做过非常细致的分析，其中，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他于1983年出版的专著《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全面阐述了民族和民族主义概念及其认识，提出民族作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受到以下诸多方面的影响，如宗教信仰的领土化、古典王朝家族的衰微、时间观念的改变、资本主义与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国家方言的发展等[1]。安德森更多的是从现代性的建构环境中认识民族和民族主义的产生根源和传播途径，却不足以涵盖和阐释20世纪后现代语境与后殖民语境下复杂的民族情感与民族主义情绪，以及它们在混杂的民族和文化交汇中独特的形成策略和积极作用。 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同样对民族概念及民族主义做了详细的历史分析。他首先提示，讨论民族概念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我们可以从民族主义角度入手探讨民族性的成因及其表现。 首先，从民族与民族主义的生成性上看，民族主义作为“政治单位与民族单位是全等的”，“民族”并非天生一成不变的社会实体，实际上，民族不但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而且是一项相当晚近的人类发明。“民族”的建立跟当代基于特定领土而创生的主权国家(“民族国家”)是息息相关的。正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但霍布斯鲍姆又提出，“民族问题”实际上还是一个牵涉到政治、科技与社会转型的大问题。民族，并不光只是领土国家或民族情操的产物，同时也深受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民族”是具有双元性的，它必须是由统治者创建，但却也一定要得到从平民百姓的观点分析才能完全理解。因此民族最重要的涵义，是它在政治上所彰显的意义。将民族等同于国家、等同于人民，尤其是享有主权的人民，无疑是将民族跟领土两相结合，这意味着民族国家的组成分子将会是包罗万象。 其次，霍布斯鲍姆还提出一种“民族主义原型”说。他认为，安德森定义下的民族的作用可以填补当“真正的”社群或网络组织因退化、解构或失效后所出现的人类情感空隙。霍布斯鲍姆将这种想象出来的关系称之为“民族主义原型”，这种民族主义原型在人类失去社群之后还依然念念不忘，始终要再继续想象出一个全新的替代品。霍布斯鲍姆对混杂民族的民族认同感有一定认识和感触，因此他用“民族主义原型”来指涉失去国家庇护的流离失所的民众的集体认同，但都是在宏观上进行的论述，缺乏对流散民族复杂问题的透析。霍布斯鲍姆将“民族主义原型”区分为两种表现形态：一种是超越地域的普遍认同，人类超越自己的世居地而形成一种普遍的认同感；另一种则是少数特定团体的政治关系和词汇，这些团体都跟国家体制紧密结合，而且都具有普遍化、延展化和群众化的能力。这些不同的民族原型跟近代的民族有诸多相同之处，却没有一个能等同于近代的民族主义。因为这些普遍认同并没有或还没有和以特定领土的政治组织建立必然关系，而这种关系却正是了解近代“民族”的最重要关键所在[2]。 再次，霍布斯鲍姆还从语言和血缘关系等角度分析了族群民族主义与语言民族主义特征。他认为，族群特性指的是共同的血缘背景以及世代相传的家系、族群的共同特性与集体认同，便是借着它们代代相传下来。“亲属”及“血缘”这两大特性，乃是联系族群团体于不坠的主要因素，同时还能用来排斥不属于这个族群的外人。所以族群特性显然是族群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所强调的核心。语言民族主义所致力的则是如何通过他们的民族语言来控制国家，或至少为其语言赢得官方认同地位。在语言的建构过程中，政治意识形态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总之，语言与民族的关系正好和民族神话所说的相反，民族语言并非民族意识的基础，而是民族意识的“文化加工品”。族群及语言民族主义有可能走上分离道路，而且也可以摆脱对国家权力的依赖。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史密斯对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分析结合了当前的全球化大时代背景，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民族和国家正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大网络中，世界正在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共同体，重新认识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也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正如他指出的，“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族裔的过去正在更新，旧的文化正在肢解并在重新创造。全人类被困在自动化技术的车轮上，世界正在一体化。但这种时间与空间的浓缩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相互之间以及与其社会网络的联系方式。”[3]他还指出，重新塑造我们政治构架和意识形态已经扫除的过时划分与古老的对抗的时候也已到来。这场革命使古老的传统和宗教观土崩瓦解，并迫使许多人把实践和信仰从他们从前的背景中分离出来，把多种多样的文化、人民和生活方式结合进自我形象和社会关系中。这显然已经对传统族群和文化认同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并消解着传统民族的构成。这种消解的副作用就是，我们发现自己陷入了政治认同与族裔分离的冲突大漩涡。对于很多人来说，一种狭隘的、有分离倾向的民族主义成为当代世界最大的政治危险源，而族裔与民族认同仍然是各地高度紧张敏感的政治话题。史密斯还清醒地认识到，即使全球文化广泛传播，但全球文化观的建立还是缺乏证据，因为人们并没有领会大量增加的族裔民族主义的含义。只有通过前现代族裔象征主义与组织方式中固有的东西，理解民族主义的力量以及不断的民族认同要求，才能够有机会理解为什么族裔民族主义在客观条件似乎在它过时的时候还能够复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