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介绍并解释我在拙著《比较诗学的结构：以内文化、跨文化及超文化视角看中西文学批评》中提出来的三个新的批评视角①。提出这些视角，主要是为了使我的比较研究免受东方主义或“西方主义话语”②的负面影响。同时，我意识到它们对于其它东西方文化比较的课题在理论和实践上或许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正因为如此，我冒昧地提出这些视角的存在理由，并恳请大家对它们抵制各种文化以及种族偏见所具有的潜在作用进行评价。 一、内文化的视角：建立跨文化比较的牢固根基 提出内文化的视角，是为了帮助我们理解一个传统的根基及其历史发展的状况，这一视角并不借助明确的文化比较手段。为了避免中西诗学比较流于表面，对读者产生误导作用，我觉得有必要强调：我们应该审视中西各自的批评传统，而且应该探讨这些传统得以产生、发展的知识和文化语境。只有经过内文化的考察后，我们才能诉诸跨文化的比较。 “Intra”这一前缀本来是一个矛盾的表达法，因为它既有自足的含义，又意指与他者的联系。比方说，“intranet”，我们这个信息时代很典型的一个新造词，既指一个独立的电子交流系统，又意味着其它相似系统的存在，因而意味着与它们的联系。如果不是暗示了他者的存在，“intra”这个前缀也就变得多余。我杜撰“内文化”(intracultural)这个词，是为了在分别考察中西批评传统时强调“自足”与“联系”的互动关系。这种考察首先致力于区分中国和西方的批评传统，将它们视为根植于各自知识和文化背景的自足系统。对两种文化的考察尽管是分别进行的，但是平行的研究又使它们在相当程度上彼此关联。在这种平行考察的过程中，一个传统以反衬的方式凸显了另一个传统独一无二的特质，因而两者彼此关联且相得益彰。正是这种相得益彰使我能够以一种独特的方法，即不同于那些专门研究中国诗学或西方诗学的人运用的方法，来思考中西诗学体系。 一个批评传统的体系或许可以解释为，此传统内各基本文学概念和理论之间所具有的一系列广泛的、井然有序的内在联系。它由如下几个要素构成：1)一个或多个公分母(common denominators)，其作用是把不同的文学概念或理论整合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2)差异(differentae)，其功能是区分特定的概念及理论并决定批评视点的转移；3)某一既定文化传统所独有的基本宇宙范式。下面我将就中西诗学体系谈一谈我的主要观点： 西方诗学体系 以真理、非真理以及反真理为核心的文学概念是西方诗学的公分母。这一核心信念构成并统一了西方自柏拉图以降的一切重要批评理论。西方的批评家往往把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现实形式与某种假定的终极现实联系起来，不管它是柏拉图的理念、亚理士多德的形式(Form)、犹太-基督教的上帝，还是创作家的心灵、作为符号本质的语言或德里达式的延异。当他们从文学忠于现实、不忠于现实或者否定现实的角度来评价文学的本质时，他们便将文学解释为不同的真理或反真理。正如我在书中第一章证明的那样，这些诠释构成了西方每一个批评流派的根本原则。如果这一观点成立，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关于文学的真理性、非真理性或反真理性的陈述是整个西方诗学的决定性特征。 西方诗学中批评视点的变化意味着关注点在四个批评坐标(世界、作者、文本和读者)之间进行转移。这四个坐标是M.H.艾布拉姆斯在颇有影响的著作《镜与灯》中首先提出的。事实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学判断的根本标准在不断发生变化：从古典主义与新古典主义关注的外部世界，到浪漫主义的作者内心，实际批评和新批评的文本，现象学的阅读过程，最后到结构主义和解构批评的文本意指模式。文学批评中心在四个坐标之间的转移是整个西方诗学历史发展的特点。然而我们看到，二十世纪之前和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批评家思考四个坐标的方式有所不同，存在三个重要的差异： 第一个差异关系到考察四个坐标时采取的批评视角。绝大部分二十世纪之前的批评家从传统的哲学和神学角度来审视四个坐标。譬如，柏拉图和亚理士多德从他们的思辩哲学的角度来思考世界的表征过程。华兹华斯在德国形而上学、英国联想主义哲学和他的创造性经验的交互影响下来审视诗人以及诗人的想象，并对它们加以理论化。柯勒律治则根据象征与寓言的关系来考察和界定诗歌文本的性质。与之相反，二十世纪的批评家往往试图从现代新兴学科的多元视角看待四个坐标。这些学科非常专业化，非常强调对经验的依赖，先前与文学批评毫无关系。精神分析学家对主体意识的重新认识或者结构主义、解构批评在索绪尔语言学的基础上重新思考文本便是以新的多元视角论文学的例证。 第二个差异涉及四个坐标的互动关系。二十世纪以前的批评家通常把四个坐标视为静止的常项，因此往往集中阐述其中的一个，并以之作为文学批评的中心。相反地，许多二十世纪的批评家超越了这一常规，将两个或三个坐标之间的互动关系当作研究的基点。例如现象学批评家关注阅读过程中文本、作者意识和读者意识之间的互动关系。解构主义者则试图破除四个坐标的神秘性，使它们彼此解构。实际上他们在文本的解构过程中已经把四个坐标从静止、自足的实体转变为既互相暗示又互相隐遁的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