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美国《时代》周刊打破近半个世纪约定俗成的惯例，将“一部电脑”推上了“年度‘人物’”(Man of the Year)的明星席位。让一部电脑或者说一台机器取代成千上万优秀的候选人，实在令人惊异，但的确在情理之中，并且具有预言效应。正如《时代》周刊编者在《向读者致词》中所言：“尽管在1982年也有许多人配得上年度人物的称号，但只有一部电脑—一台机器最丰富地象征了过去一年，并作为意味深长的历史见证。”①其预言效应在于，随着1983年新年钟声的敲响，历史是否走向“后人类”的纪元？机器取代人而成为年度明星，是否意味着人的肉体的“解自然化”而宣告“赛博空间”的新型主体之诞生？更进一步追问，当技术接管一切，自然生命被编码化，肉体与精神、人与机器的界限发生内爆，是否意味着一个新精神王国正在降临？是否意味着一个新生活世界正在生成？ 笔者希望从全球媒介文化流行这一有限的视角出发，将“赛博公民”(Cyborg)解读为一种新型主体的存在方式的象征，把“赛博空间”(cyberspace)中的身体现象视为后现代性隐喻，并尝试揭示这一新型主体的文化政治涵义。 一、媒介文化、赛博空间与“赛博公民” 媒介文化是指20世纪80年代开始并延续至今的、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与媒介交往方式基础上的全球文化形态。随着新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爆发出巨大的变革能量，媒介文化诱导我们超越古腾堡印刷文化博物馆的遗产，从理性的封闭状态解放出来，从个体文化走向新型的电子部落文化②。媒介文化标志一种新型的认同方式的生成。内爆了阶级、种族、性别的界限，媒介文化却没有消除、甚至没有缓和文化冲突，相反却提供了一个让各种力量角逐的“力场”，主要社会群体与集团势力以媒介文化为阵地展开你死我活的争夺，媒介文化及其赛博空间为各种共同体提供了新型的认同方式及可能。 媒介文化塑造了一种新的生存处境。以电子为动力的技术变革导致一种新的空间体验形式的诞生。这种新的空间就是“赛博空间”。“赛博空间”是将日常世界三维空间凝缩在二维电子屏幕上的空间形式，它既不是自然的空间，也不是社会的空间，而是内爆了自然—社会界限的“第三空间”。“第三空间”叠合对立面，消除界限，为呈现后现代多元性提供合适的隐喻。有鉴于此，许多媒介文化理论家指出，赛博空间现象使“解构的主体移心现象”(deconstructionist decentered subject)落实在日常经验中，成为可感可触的事实： 独一无二的自我“散播”为一种多重竞争的动力因、一种“集体的心灵”、一种没有普遍属从中心的多元自我意象。它运转在赛博空间……让我们发现“我”的诸种新维度，发现一系列丰富的瞬息万变的身份，发现形态各异却无真实个体隐匿其中的面具，继而还让我们体验到自我生产的意识形态机制，体验到这种生产/建构的内在暴力和强制意味。③ 赛博空间的断裂、多元和悖论，将“后人类”从一个夸张的修辞术语转化为一种十分真切的现实。虽然作为20世纪中叶以来普遍流行的一句“最新行话”，作为一种似是而非地呈现人类自我厌倦的“新造词语”，但“后人类”也可能暗示，在我们的文化当中依然存在一种丰富的潜能。或者说，20世纪后期的历史呈现一种新的趋势，即“后人类”正在奋力前行于文化的舞台。与其说它是一种趋势，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生命状态和身体动姿。1977年，哈桑(Ihab Hassan)以一种先知的口气告诫世人：“当人类主义自我转化，成为某种必须渺茫无望地称之为‘后人类主义’的东西，我们就必须理解五百年的人类主义历史可能要寿终正寝。”④后现代主义与媒介文化遭遇、交织和融合而成的语境，便构成电子媒介中身体形象出场和表演的平台。 在以电子组件为载体的媒介文化中，身体成为一种“仿像”(simulacrum，simulacra)。“仿像”的最早根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人柏拉图的《王制》(Republic，也译《理想国》或《国家篇》)之第十卷。在柏拉图看来，荷马以及古希腊悲剧诗人的作品所摹仿的只不过是“真实的影像”，而非终极的被称之为“理念”的真实，故而艺术作品是“摹仿的摹仿”、“影像的影像”，同真实隔离了两层⑤。在鲍德里亚那里，“仿像”压根儿就没有本源。“仿像”不是对某个领域、某种指涉对象或某种实体的模拟，它既不需要原物，也不需要实体，而是通过模拟来生产真实，不过这种真实被叫做“超真实”。就“仿像”并非真实的摹仿来说，它表明形象真实性的衰落，但就“仿像”通过模型与编码而赋予符号以独特的生命而言，它又表明形象媚俗性的激增。鲍德里亚还将“仿像”作为一个历史纪元的标志，认为随着它的出现，“冶金社会”(metallurgic society)便过渡到了“符号之流的社会”(semiurgic society)⑥。 在媒介文化的符号之流的种种奇观中，“赛博公民”尤为引人注目。“赛博公民”是指“人—机混合体”，在本质上是指媒介文化所生产出来的一种身体奇观。“Cyborg”是由“控制论”(cybernetic)与“有机体”(organism)两个单词拼贴出来的新术语。20世纪60年代，曼弗雷德·克里尼斯(Manfred E.Clynes)和纳旦·克莱茵(Nathan S.Kline)两位人工智能理论家生造了这个术语来描述人类生活世界与机械技术之间的关联。1984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遗传工程理论家、女性主义文化批评家多娜·哈拉维发表《赛博公民宣言》，广泛运用电子技术科学、免疫科学以及人类体质学，整合和改造科幻作品、赛博妄言小说、现代影像媒介所提供的素材，建构出一个反讽的文化政治神话。首先，在哈拉维看来，“赛博公民”是一个没有神话的社会里脱颖而出的神话主角，一个主体死亡或者分解的哲学话语之中自我亵渎的主体。其次，“赛博公民”的惟一身份是控制论式的有机体(cybernetic organism)，即“人—机”混合的身体形象。不过这副身体既不是自然躯体，也不是文化躯体，而是作为政治身份的“第三躯体”，以可感可触的视觉形式象征身体从经济、性别和文化诸种体制的监禁下解放出来。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哈拉维替“赛博公民”撰写宣言，顺应后现代的多元文化思潮，尝试建立一种“忠实于女性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唯物主义的反讽神话”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