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或许不是人的一个单纯用具。实际上，它已经变成了人的一个器官。手机似乎长在人们的身体上面。它长在人们的手上，就如同手是长在人们的身体上面一样。人们丢失了手机，就像身体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器官，就像一台机器失去了一个重要的配件一样。尽管这个配件有时候并不工作，如同人体上的器官有时候并不工作。不说话的时候，舌头不工作；不走路的时候，脚不工作；睡觉的时候，手和脚都不工作。手机是另一个说话器官，是一个针对着远距离的人而说话的器官，因为有了手机，人的语言能力增加了，人们可以将语言传送到非常遥远的地方——从理论上来说，可以传送到任何地方，也可以在任何时候传送。同样，人们的听觉也增加了，耳朵居然能神奇般地听到千里之外的声音。手机将人体处理声音的能力强化了——这是一个听和说的金属器官。它一方面连着耳朵，一方面连着嘴巴。它是耳朵和嘴巴的桥梁。手机将嘴巴和耳朵协调起来，在手机的中介下，耳朵要听，嘴巴要说，它们要同时工作。与此同时，手也参与进来，手、耳朵和嘴巴也要同时工作。因为手机，手参与到说话的范畴中来。事实上，在不用手机的情况下，人们也经常看到手和手势参与说话，但手和手势是辅助性的，它只是对言语的强化，但并不必需。只有在使用手机的情况下，手才能和耳朵、嘴巴结为一体，这样，我们看到了人身体上的新的四位一体：手、嘴巴、耳朵和一个金属铁盒：手机。它们共同组成了身体上的一个新的说话机器。 在这个意义上，手机深深地植根于人体，并成为人体的一个重要部分。离开了人体，离开了手，它就找不到自己的意义。正如人们称呼它为“手机”那样，它只有依附于手，才能获得它的存在性。它是在和手的关联中，绽开自己的意义。手和手机，在今天构成了一个紧密的不可分的对子，就像起搏器只有依附于心脏才具有保健功能，就像马只有依附于游牧民才表达自己的奔突，就像水面只有依附于微风才会波澜荡漾。只是在二者的密切关联中，手机、起搏器、马、水面才能各自获得自己的表意。借助于后者，前者才能展示自己的功能。手握着手机，斜插在嘴巴和耳朵之间，这已经是一个固定的形象——尽管历史短暂，却已经无所不在。这是这个时代最富于标志性的面孔，它镌刻了今天的最深刻的秘密。电视、广告和各种图片已经在视觉上反复地强化和肯定了这个形象——在二十年前，这个形象一定是怪异而陌生的。手机意味着人体的“进化”，我们不是主动地控制或者拥有这个手机，而是相反，手机开始强行闯入到你的身体中来。一个孩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身体也在逐渐膨胀，这也同时意味着一个手机会插入到他的膨胀的身体中来，这个过程如此地自然而然，以至于没有人会怀疑它的确切性，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最终，每个人都会和这个机器以及这个机器所发出的铃声相伴终生。一个人体前所未有地和一个机器紧密地结合起来，我们前所未有地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新的身体：一个新的人和机器的混合体。用当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说法是，一个赛博(cyborg)，一个机器和生物体的混合。今天，这个赛博是我们自身的本体论。一个混合性的本体论。这个崭新的人机结合的本体论，会重绘我们的界线，它会推翻我们的古典的“人的条件”。人们的身体不再是纯粹的有机体，不再是在同机器、同动物对立的条件下来建构自己的本体。手机使得人的生物体进化了。就像“海龟身上的甲壳一样，变成了人身体上的壳”①。 手机一旦植根于人体，或者说，一旦身体披上了这个壳，人的整个潜能就猛然放大了。这或许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时刻：人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神话中“神”的能力。能够随时随地对一个遥远的人说话，能够随时随地听到遥远的声音，能够在任何时间和任何空间同另一个人进行交流——这只是传奇中的神话英雄的本领，或者，这在以前只是科幻小说的想象。手机这一最基本的无限延展的交流能力，能使人轻而易举地克服时空间距进而超越孤立的状态。这是人们使用手机的最根本和最初的原因。在某些紧急时刻，这一点被强化性地加以说明。一个危急刻的人，如果有手机相伴，就可能会迅速地解除这种危机。就像一个溺水中的人，能够迅速同岸上伸过来的长杆子接续起来。因此，我们看到，今天，如果要强制性地剥夺一个人的能力，要强制性地制服一个人，首先是将这个人的手机同他的身体强行分离开来。对于劫匪，对于警察来说，都是如此。反过来，一个人在遭遇困境和危机的时候，总是首当其冲地摸索自己的手机。迷路的时候，遭抢的时候，丢失钱包的时候，抛锚的时候，同人对抗的时候—在纯粹的身体遭遇麻烦之机，在肉体器官失去效力的地方，手机这一新的器官就大显神通，它弥补了肉体的缺陷和无能，并使人迅速地超越了现实的束缚，而得以解放。手机扩展了身体的潜能。因此，在某些危机和决断的时刻，手机和身体的关联是决定性的。人们一旦丢失了手机，就如同失去了左膀右臂一样，如同切掉了一个器官，他就变得残缺不全，他的能力一下子就被削弱了。反过来，人们一旦打不通一个人的手机，很可能会为这个人本身担忧。手机的沉默，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这个人可能处在一种特殊的状态。事实上，如果一个人从来不用手机，他发现不了手机的意义和功能，但是，一旦他使用了手机，他会发现，没有手机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也就是说，人一旦进化到“手机人”的状态，它就没法再裸身地返归。 手机一旦变成身体器官的有机部分，身体就会如虎添翼。每个身体都力图强化自己，都想增加自己的功效。问题是，手机永远是处在双向通话过程中，它必须借助于另一个手机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它的功效。手机渴望着更多的别的手机的存在。社会越是被手机所充斥，手机越是能够发挥自己的潜能。这从另一个方面要求了手机的普及化。事实是，手机确实越来越普及了。它编织了一个无限的网络，每个持有手机的身体都置身于这个网络，并且在其中占据了一个环节。这个网络具有如此的社会覆盖面，以至于人们现在是按照这个网络来组织自己的交往行为的。人们现在借助手机在社会中来为自己设定一个位置，设定一个可见性的时空场所。每个人都被想象成一个手机人，一个有手机号码的人。人们要确定这个人，要找到这个人，不再是去直面他，不再是去找到他的肉身，而是要找到他的手机号码。他的号码就是他自身。肉身似乎变成了一个号码，每个人都被抽象成一个手机号。人们一旦开始认识，一定是要彼此交换各自的手机号码，相互将号码储存在对方的手机之中。储存了这个号码，就储存了这个人。人的背景，人的地址，人的整个内在性，都被埋伏在一个号码中。储存了一个手机号，就储存了一个人的种子，他的全部背景可以在手机上萌芽，交往的全部事后结局也在这个号码上萌芽。社会关系现在就以手机号的关系得以表达。人们的社会关系联络图就以手机号的形式锁在手机之内——不被储存着的号码有时候会被排斥——事实上，很多人发现手机上的来电并非是被储存的号码的时候，就会拒绝这个交往链条之外的电话。人们也常常改变自己的号码，这是为了使自己同先前的某些社会交往链条崩断。让自己从另外一些人的目光中消失，就是让自己的号码从另外一些人的手机中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