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身份”与“新世纪文化” 张颐武（北京大学）/《文艺争鸣》：当代文学版，2009.4.6~12 今天“新新中国”的崛起，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于自身“公民身份”建构的方式和策略。中国告别贫困和积弱的过程正是和中国的全球化进程相联系的。现实已经在要求我们超越这种对于“公民身份”的 “抽象”肯定和“具体”否定，而去寻找我们自己的新的形象。在这里，一方面，我们需要超越“国民性”话语对于我们的具体的否定，寻找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对于我们的具体的文化身份的建构有用的符号和表征。我们开始认识到，许许多多我们认为是中国“国民性”弱点的问题，其实是人性本身的局限，也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条件相关联，而不是中国文化的“特殊性”问题。因此，我们通过许许多多具体的文化寻找来发现和充实“公民身份”的具体性。今天无论是读经、祭祀还是恢复传统节日等等，都是我们对于具体的 “公民身份”寻找的一部分。我们发现，正是这些具体的事物才赋予了我们“性格”。“公民身份”的这些新发展，其实就是三十年来我们对于“中国梦”的追求超越了我们的“国民性”的限定的结果，是中国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开始重新建构的巨大的可能性。“新新中国”的中国梦的伟大的旅程正在为我们创造新的“公民身份”。 这种新的“公民身份”是通过几个方面的展开来建构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国民性”话语的根本性的超越已经成为我们当下历史情境所赋予的新的文化选择，也是建构我们的新的“公民身份”的必然选择。其次，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角色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的变化。知识分子不再仅仅是当时的批判性的代表，而是在批判与建构之间找到了自己的交集点的新的人物。他们既是福柯所说的脱离的全知全能的角色的人，又是在批判中参与，在建构中沟通得到的新的人物。再次，这种新的“公民身份”还体现在网络文化和“80后”“90后”的写作和文化经验之中。互联网文化带来的新的生命正是中国认同的新的来源。一种更加灵活开放的同时也更加坚持自身的价值的互联网文化的建构已经带来了认同的新的前景。而“80后”“90后”的青少年文化所具有的活力也展现了这一点。中国的年轻一代有着更开阔的国际观，也有着比他们的上几代人更加灿烂的“中国梦”。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超越现代中国的“公民身份”在新的全球化的语境之下，建构新的 “公民身份”的努力正是中国新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展开。我们应该从这里开始新世纪文化的新的创造。 在二元选择之间：当代英国文化模式解析 洪霞（南京大学）/《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9.3.54~65 战后的英国在许多方面都面临着二元选择：新左派和新右派的较量；全球化时代和欧洲一体化进程与英国民族认同的矛盾；传统“精英文化”和新兴“大众文化”的争论；外来移民和固有的英国性之间的复杂关系等等。在二元对立之间，英国没有偏向任何一个极端，而是走出了一条全新的道路：第三条道路超越左与右的政策模式；同时英国既坚持民族认同，又对超民族主义持一定赞同态度；“通俗文化”崛起，使原先以“精英文化”为主导的社会精神得以重构；不断涌入的外来移民带来了种族的日益多样化，迫使英国采取了“多元文化”政策，文化边界变得模糊不清。 究其原因，英国是一个稳重的民族，它注重实际而不耽于空想，长于宽容而不爱走极端。与其他国家一样，英国的历史也充满了斗争；所不同的是，斗争的结果在英国不像在某些国家那样是一方吃掉另一方，或一方完全压垮另一方，而是双方在斗争中自我更新，最后融合成一种新文化。英国历史上形成的发展方式，本身就体现着斗争相融的特点。战后，英国的融合不在新旧之间，而是在平行的两极之间。因此，在二元选择之间的发展路线，既是英国民族特性的延伸，又反映了英国人善于审时度势的政治智慧。 这种超越二元对立的选择，在吉登斯的理论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他在《社会的构成》中所阐述的“二重性”学说就是重新思考二元论之后的结果。“在结构二重性的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换言之，条件和后果之间的关系非常错综复杂，是相互交织的，这就要求人们认知社会时超越二元对立，追求二元融通。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正是当代英国文化模式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