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692(2009)02-0049-07 一、“国学”概念的历史梳理 “国学”一词原指国家设立的学校，最早记载见于《周礼·春官·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在此后的朝代更迭中，“国学”逐渐演变为清末的国家高等学府，但基本涵义仍指国家设立的学校和教育管理机构。 清末民初，“国学”一词发生了语义转换。西学对中国固有文化体系的冲击，让国人重新审视本国学术文化，并冠之以“中学”一词，与“西学”相对。其后，中国知识分子转以“国学”替代“中学”，对传统思想与学术作估定和诠释。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多次使用近现代意义上的“国学”一词。在此后的一个世纪中，国学的命运随时代而变，随局势沉浮。研究者对“国学”一词的理解也存在分歧。“国学”这一概念是否能成立？是否必要？所指为何？从不同角度的思考和辩驳不仅反映了学理层面的探究，更折射出不同历史条件下中华民族对本国文化的一种整体态度，背后存在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也有着深层的民族心理因素。 (一)“国学”倡导者的分疏 1.近代学者论“国学” 章太炎一生倡导国学。1906年9月，一批留日学人创设了“国学讲习会”，邀章太炎主讲。讲习会的发起书《国学讲习会序》中有云：“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是不亦视前世为尤岌岌乎？”[1] “学”是“国”的灵魂和基础，欲救亡图存必以国学重塑国魂。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学”不是简单的学术名词，而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章太炎以“国学”为本国固有的学问，在国学讲习会的第一讲是《论语言文字之学》，第二讲是《论文学》，第三讲是《论诸子学》。同样成立于1906年的“国学振起社”，由章太炎等人主讲，讲授内容为：诸子学、文史学、制度学、内典学、宋明理学、中国历史，实际上把传统的经、史、子、集都列入“国学”的范畴。 国粹派代表人物邓实与黄节、刘师培等人创立了“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的“国学保存会”。邓实于《国粹学报》发表《国学微论》、《国学通论》、《国学今论》、《古学复兴论》、《国学真论》、《国学无用辩》等多篇论文，区分国学与儒学、君学、官学等概念。在国粹派看来，秦汉以后，君学替代国学，使中国古学由盛转衰，君学对“神州不振”的事实难辞其咎。中国之“国学”已失，但在西学冲击下又有着“保学”的需要，故国粹派提出“古学复兴”的口号。然而其内容实际上又有不少是借鉴西学的。国粹派的“国学”定位因而具有了广泛的开放性，以学术所在地域决定“学”之归宿和认同。在1906年的《国学讲习记》中，邓实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者也。”[2]较之章太炎对“国学”的定位，邓实以地理范围定义的“一国所有之学”外延更大，并尤为强调其经世致用的一面。 “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功夫。”[3]胡适认为既要注意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又要从传统儒学枷锁中寻求解放。他提出的“整理国故”的口号反映的正是理性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在1923年的《〈国学季刊〉发表宣言》中，胡适对“国学”作出了新的解释：“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国学’。”[4]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胡适的观点有较大影响。 然而，自胡适提出“整理国故”后，假借“国学”之名的理论观点数不胜数。马一浮力求保证国学作为理论形态的整体性，提出了国学的四个特征：“此学不是零碎断片的知识，是有体系的，不可当成杂货；此学不是陈旧呆板的物事，是活泼泼的，不可目为骨董；此学不是勉强安排出来的，是自然流出来的，不可同于机械；此学不是凭借外缘的产物，是自心本具的，不可视为分外。”[5]他反对将“国学”界定为小学、经学、子学、史学，认为四部只是图书分类目录。由对国学的语词分析入手，他指出“楷定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诗、书、礼、乐、易、春秋)”[5]。进一步地，以心性论的证明为始点，从六艺统摄诸子，六艺统摄四部逐步扩张开去，直至六艺统摄西方学术，最终完成了六艺统摄一切学术的论证过程。马一浮以六艺作为国学的价值象征，并指出六艺统摄一切学术，显示出其在儒学重构上的用心。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承受着外来侵略与国内抗战的双重压力。面对“用国粹激动种姓”的急迫需求，面对本国学术文化岌岌可危的局面，国学理所当然地与社会人生、国事兴亡联系在了一起。上述倡导国学的论者，由于各自治学侧重点之不同，界定略有差异，但大多将国学理解为本国之学、本国固有的历史文化，并主要集中于人文学科范畴。对“国学”概念的探讨，反映了学者对本国文化命运的思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形成了对抗改革、对抗现代化进程的阻力；而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不经过深入挖掘和改造，也难以熔铸成推进现代化的强大精神力量。倡导国学的论者关注的更多是传统文化中的精粹部分，力图寻找适合特定时代需求的文化资源。其中饱含着对本国文化乃至本民族命运的担忧，渗透着自觉的时代担当意识。 2.现当代学者论“国学” 新中国成立后，“国学”长期沉寂。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需要，客观上促使学界回溯传统文化以汲取养分，谋求本民族发展的精神支撑。经历了长达半个多世纪冰冻期的“国学”再次步入学界的视野，但其所指已有了新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