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9162(2009)04-0012-06 一、中国传统街道广场空间 城市广场，如果不是按照当代西方广场文化的定义来看的话，在中国其实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城市规划观念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而逐渐改写着中国古老的城市格局，广场空间作为城市空间规划的重中之重，也在西方城市殖民的语境中向西方广场观念看齐。大连的尼古拉广场(今大连中山广场)、长春南满洲附属地区域广场空间、1929年规划但却没有付诸实践的“大上海都市计划”城市空间改造，以及辛亥革命后在北京进行的天安门广场建设、前门广场建设等是西方城市广场观念登陆中国比较显明的例子[1](PP.180—182)。建国之后一直到80年代，中国城市建设在风雨飘摇中前途难卜，城市广场空间建设的观念也是付之阙如；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城市建设重新提上日程，但此一阶段的城市广场空间体现出的是脱离城市整体实际的官僚意志，而与城市个体真正的空间需要渐去渐远，造成了今日中国城市广场的诸多问题。可以说，百年来中国城市广场的发展，如同百年以来中国文化的发展一样，是对于中国传统广场空间观念的偏离，正是这种偏离使我们失去了在中国本土化城市语境中建设健康的城市广场空间的启示资源。下面我们即以中国传统城市空间中的街道广场空间的典型一例——自明至民国二、三十年代的北京天桥——的分析，来考察中国传统广场空间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现代启示。 从夏代到19世纪末，中国传统广场空间依据发展历程可以依次分为，“祭祀性的坛庙广场、政治功能为主的殿堂广场、宗教活动与世俗活动并行的寺庙广场、以娱乐功能为主的广场、与市场功能相结合的广场、以军事操练与检阅为主要功能的阅武场广场等。”[2]中国传统广场空间的演变规律可以总结为，从体现神圣权威意义的围合空间向逐步满足城市市民需要的半围合空间的转变。街道广场空间正是后一种城市广场空间的典型代表。 街道广场空间的出现发生在北宋。有宋一代，城市发展，市民阶层兴起，城市自身的发展逻辑要求突破前此体现统治者意志的城市规划格局，为市民趣味的表达和满足提供空间，于是在北宋东京城中第一次突破了唐代城市规划中集中设市的传统，将“市”与居住区混合，买卖贸易行为与市民生活世界融合在一起，开创了与城市规划空间构成张力的、表达城市市民意愿的市井空间。市井空间在空间形式上不再是唐以前由围墙划分的全封闭的围合广场，而是由街道两边的商户、住户围合形成的半开放的街道广场。街道中的行人在其中徜徉、购物、交流、娱乐休闲，在尺度适宜的空间中实现着人和人、人与空间的相互参与，清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即以精妙的画笔描绘了这一街道广场空间的盛貌。北宋之后，街道广场空间随着城市市民阶级的盛衰而起落，南宋平江府(今苏州)的乐桥，元大都(今北京)的积水潭一带，明代南京的秦淮河沿岸、苏州的虎丘、北京的后海与前门一带，都是大放异彩的街道广场空间，而旧北京天桥则是中国传统街道广场空间的最后一笔，它的鼎盛时期实际上已经是西方城市空间规划观念强行登陆中国的初期，在两种观念的冲突下，北京天桥极具典型意义。 二、天桥广场空间的非规划特征 旧北京天桥广场空间的地理范围很大，清代康钧在《天咫偶闻》中就说， “天桥南北，地最宏敞”，其确切的地理位置是北至珠市口，南接天坛、先农坛，东临金鱼池，西至虎坊桥，东西南北有方圆好几里。天桥虽然面积广大，但在北京数百年的城市规划史上却一直是一处逃逸于城市规划之外的“飞地”。 北京，自古以来以为皇权重镇，在城市空间规划上为体现皇家权威可以说是做到了极致，尤其是以明北京城的城市规划尤为后人所叹服，但今天的天桥地区却独独被遗忘了。公元1271年，忽必烈定都大都(今北京)，元大都大体空间位置是：南墙在今东西长安街偏南，北墙在今安定门和得胜门外土城遗址一线，今天的天桥地区是不在城之内的，其时的天桥地区是一片大水及沼泽，极富野逸之美，为当时文人墨客寄托山林之思的所在。但此时的天桥又并非与都城完全没有关系。按照中国古代建设都市的要求，元大都在京城四郊建立了祭天、地、日、月的四坛，其中天坛即在今天的丽正门东南七里，永定门外，天桥地区之南，因此从空间区划上，天桥地区正处在皇帝天坛祭拜的中途。如果说天桥之北的大都城和之南的天坛代表着政治权威的话，那么天桥就是在两大权威符号中的“遗落”之地。 由元入明，天桥在很长的时间内仍然保持其被“遗落”的野遗形象，明初北京城举世瞩目的城市规划盛举并没有对天桥产生多大的触动，而其闲情娱乐的意味则进一步加深了，这一方面是因为天桥空间区域内的自然风光在北京城整饬的格局下愈加个性鲜明，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天桥之南于1414年又增广皇家行幸游猎的场所——南海子。明永乐年间，朝廷在大建宫殿的同时又在天桥东南修建了天地坛，在天桥西南修建了山川坛(先农坛)。自此之后，从南海子、天地坛、先农坛至京城，天桥更是必经之途，其边缘夹心的空间位置愈加凸显。明嘉靖年间，明政府又整修环抱南郊的外城，第一次使得在城外的天桥进入城内，但这仍然改变不了天桥地区在空间规划上的被“遗落”性质。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就是天桥地区与大栅栏地区的对比。早在永乐初年，明政府已在大栅栏地区建“廊房”，“召民居住，招商居货”，被纳入了城市规划的蓝图之中，更在后来将廊房四条发展成为全国文明的大栅栏商业区。但与此相距颇近的天桥地区，明政府基本上没有经过任何规划，只是放任自流而已。到了清代定都北京的时候，将整个城市分为东、西、南、北、外五城，天桥被划归外城。 天桥在北京城市规划中的被“遗落”性质使之避开了皇权政治通过城市规划而进行的格式化，在被“遗落”的同时，没有任何束缚，从另一种意义上获得了自由生长的良好契机，这种自由自在的生命力自我表达，形成了天桥广场独特的内部空间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