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来到中国学术界之后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文学理论界对这个“混血物种”发出的挑战学科知识同一性的声音或反感或欢迎，至今仍难得统一。本文试图通过关于文化研究在中国学术界的传播和影响的陈述，对它带来学术争议的原因作出反思。 一、西学再次东渐 “文化研究”这一概念有两个意思。一是指关于文化现象的学术研究，这是广义的文化研究，它早就存在于我国的学术领域，如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二是指由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开创的一种当代西方学术思潮，这是狭义的文化研究。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文化研究即后者。作为一种独特的思想文化潮流或学术话语体系，文化研究一反西方传统批判理论中的精英主义或贵族主义倾向，以文化民粹主义的姿态描述大众文化诸现象。它突破现代学术体制设置的各种学科知识边界，强调从多学科视野诠释大众文化，实施所谓“学科大联合”；它把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话语分析技术、弗洛伊德主义的症侯式心理分析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符号学的解码理论等集合为一种批判性话语分析的阐释方法。无论是在知识视野还是在方法论层面上，文化研究都对建立在艺术自律或审美自主观念上的现代性文学理论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它挑战了以学科的独立自主为基本理论诉求的知识生产模式，挑战了学术研究方法的专业化，也挑战了现代性对意义单一性、明晰性和确定性的追求，跟后现代文化对“混杂”的青睐不谋而合。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国内人文学术界出现“美学热”的同时也出现了“文化热”。一批学者展开了关于中国文化精神、地域文化特征、中西文化比较等话题的探讨，这种探讨肯定属于广义的文化研究。尽管随着西方现代文论的传入，雷蒙·威廉斯、罗兰·巴尔特、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等人开始为中国学术界所了解，但是作为意识形态批判、作为话语理论、作为大众文化理论和作为跨学科理论实验的特定学术思潮的文化研究，还没有进入中国的文化学学者的视野之中。1988年，周宪等人编译的《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北京大学出版社)收录了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人物理查德·霍加特的文章《当代文化研究：文学与社会研究的一种途径》，但那时尚处于美学热之中的人文学术界并未因这篇文章而关注文化研究。八十年代后期传入中国学术界的新历史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文论，初步涉及到学科知识的多元化和话语分析方法的运用，体现出恢复文学理论的历史性的努力。1991年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中文译本(吴松江等译)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到九十年代中期，出现了对作为特定学术思潮的文化研究进行介绍的文章。1995年，周小仪发表《文学研究与理论——文化研究：分裂还是融合？》，①同年，哲学家江天骥发表《从语言分析到文化批评：当前西方哲学的行动方向》。②此后，把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新的思想潮流进行介绍并评述的文章逐渐多了起来。这些文章从各个方面阐述了文化研究的理论风貌，使文化研究的基本概念和方法论特征在中国人文学术界得到普遍传播。从2000年到2002年，《天津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战线》等学术期刊还专门组织了系列性的专栏文章探讨文化研究问题。 进入新千年后，国内学术界开始意识到文化研究是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而且它对大众文化时代的文化现象的阐释有效性似乎大于传统理论。于是，从译介西方理论中追寻现代性——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一种心理定势——的规律再次发挥作用，大量的西方文化研究理论著作被翻译出版。这些著作的译介，使得中国学术界对作为当代“显学”的文化研究有了直接的认识。而在文化研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国外学者，如威廉斯、霍加特、霍尔、汤普森、巴尔特、布尔迪厄、鲍德里亚、福科、阿多尔诺、杰姆逊、D.贝尔、葛兰西等等，这些人的著作从八十年代起就不断地被译介进入了中国学人的视界。在译介国外文化研究著作的基础上，国内学者也开始运用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方法对当代文化现象进行阐述，而且试图形成自己关于文化研究的系统化理论。在这方面成果突出的国内学者有陶东风、金元浦、高丙中、王宁、戴锦华、王晓路、周宪、陆扬等。他们合作编辑了不定期出版的《文化研究》(丛刊)，国内学界许多引人注目的文化研究成果，大部分是在该丛刊上发表的。 国内学者在文化研究领域里投入最大者当属陶东风。陶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鼓吹文化研究，而后便自觉地运用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对当代文化现象进行“跨学科”的和“话语分析”的批判性阐释。2001年发表的《广告的文化解读》③一文，可视作批判性话语分析的一个典范。其他如戴锦华关于大众文化的微观政治学的隐喻性表述的研究，④金元浦等关于大众文化产业的意义革命的叙述，⑤陈文超关于时尚文化的意识形态含义的分析，⑥等等，这些成果表明中国学者对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有了熟练的掌握。2004年，金元浦等主编了《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把在国内文化研究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成果汇编成文集(金元浦主编：《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文化研究对现代学术体制提出了挑战，因为它倡导一种无学科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所以国内文学理论界对文化研究的态度出现了对立的情况：老一代的“秩序捍卫者”拒绝承认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文学理论的学科身份，而年轻一代的“秩序破坏者”则竭力推崇文化研究对学科体制的超越。尽管如此，陆扬、王毅合著的《文化研究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仍然被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推荐为“研究生教学用书”。这说明文化研究正在得到权力机构的认可，或者说文化研究正在一步步地靠近体制。 文化研究在世纪之交为中国人文学术界迅速接受，其中原因在于：学术的体制化带来了人文学术的学科化分工和批判性的减弱，而文化研究以其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微观政治学意义上的批判性给中国学人们弥补了某种缺失。但也正是因此，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的冲击必然引起学界的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