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的隐喻》是桑塔格一部重要的著作，被誉为桑氏用其“反对阐释”思想在文化领域的一次具体的实践，意图把附加在疾病之上的众多“意义”剥离去除。此书是桑塔格于1978年出版的《作为疾病的隐喻》与1989年出版的《艾滋病及其隐喻》这两篇文章的合集。这两篇创作时间相差十二年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通过对疾病意象及其隐喻的剖析，批判疾病隐喻作为政治修辞、文化压迫和道德审判的悖谬，使疾病摆脱隐喻，恢复本来面目。 一、疾病隐喻：政治修辞的手段 作为一名拥有“目光最敏锐”的评论家美称的先锋理论家，桑塔格以其独特的视角，洞悉了疾病在意识形态中因隐喻造成的“意义”泛滥现象。桑塔格犀利地剖析了疾病隐喻背后的政治修辞色彩，正如《疾病的隐喻》中文版译者程巍所揭示的那样，“疾病的隐喻还不满足于停留在美学和道德范畴，它经常进入政治和种族范畴，成为对付国内外反对派、对手、异己分子或敌对力量的最顺手的修辞学工具”①。 在人类历史上，疾病作为政治修辞的例子并不少见，并形成了一种想像的定式，即瘟疫或疾病尤其是流行病等邪恶之物的起源往往被归于异族或异邦。如：“梅毒，对英国人来说是‘法国花柳病’，对巴黎人来说是‘日耳曼病’，对佛罗伦萨人来说是‘那不勒斯病’，对日本人来说是‘支那病’。”②这种关联与通常关于异邦的想像是合拍的：祸水和入侵者的角色总是由异族、异邦担任，疾病类似于邪恶的入侵者，那么把疾病归于他者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桑塔格指出，“把可怕的疾病同外国(或那些受人鄙视、战战兢兢的少数民族)联系起来的做法，屡见不鲜”③。桑塔格指出，现代极权主义运动也偏好使用疾病意象，把疾病纳入政治修辞。如“纳粹宣称血液中混有其他‘种族’血统的人，都像是梅毒患者。欧洲犹太人一再被类比为梅毒，类比为必须予以切除的癌瘤”④。纳粹对疾病的隐喻化使用打开了以后把犹太人扔进集中营和焚尸炉的通道，等同于癌瘤的东西必定是邪恶的，在针对他族使用癌症意象的修辞背后包含着极端的政治意图，在所有的疾病意象中，癌症是被赋予政治隐喻最多的疾病，癌症因为病因不明(可能来自内部，也可能来自外部)通常被等同于死亡，所以是最极端的疾病隐喻，“把某种现象描绘为癌症，就是在煽动暴力。在政治话语中使用癌症意象，就是在使用宿命论，使‘严厉’措施正当化”⑤。人们在这种思想的怂恿下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缺少对于政治事件或文化问题的深层思索。桑塔格似乎找到了使用疾病意象的内在动机，把疾病变成一种文化符号以区分“本族和非我族类”，因此，疾病隐喻从来就不是中立的、清白的。桑塔格对此种政治修辞进行了深刻的思索：“我们关于癌症的看法，以及我们加诸癌症之上的那些隐喻，不过反映了我们这种文化的巨大缺陷。”⑥此外，值得提出的一点是，疾病意象在政治修辞中的使用不关乎使用者的政治面目，不专属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左翼使用之，右翼也使用之。如希特勒在陈述他的政治理念的一本书中把犹太人比作“一种恶性的结核病”。前苏联的历史上也充斥着疾病意象，托洛茨基在1929年被驱逐出国后，把斯大林主义称作“霍乱、梅毒和癌症”。理想主义或激进主义的革命家往往把现时的社会政治状况定义为“病入膏肓”，因此需要采取史无前例的“激进”疗法。当然，桑塔格也指出，癌症的隐喻与其他疾病的隐喻一样，是动态的。她预言，当癌症的病因最终明确，神秘性消除，治愈率大幅度提高，不再被视为死亡的代名词时，“癌症隐喻就必定发生重大改变”⑦。也就是说，一种疾病越神秘，与死亡的关联度越高，其产生的疾病隐喻就越恶劣。 癌症的隐喻尚未消解，艾滋病的出现又成了另一个在隐喻的极端程度上与其等量齐观的疾病意象。在桑塔格看来，欧洲、前苏联都存在一种有意为之的强调，突出艾滋病病毒的“非洲起源”说，更情愿把艾滋病看作是来自彼处的“入侵者”。而某些种族主义者和本土文化保护论者甚至把艾滋病与第三世界的移民潮关联起来，警告人们这是一个关系到文明存亡的问题。一个在冷战时期常被用来批评西方在与苏东集团对抗中表现不力的词语——软弱——这次又因艾滋病用在了西方头上。这种政治偏执狂的语言典型地透露出其对多元世界的疑惧。实质上，统治阶层，尤其是极权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往往利用重大疾病来强化人们的恐怖感以此来促进它们自身的既得利益。作为流行病的艾滋病便充当着第一世界的政治偏执狂们表达自身意念的理想工具，它的隐喻地位不断地被提升。 福柯指出，医院不仅是一个医疗机构，“可以说，它是一个半司法机构，一个独立的行政机构。它拥有合法的权力，能够在法院之外裁决、审判和执行。医院是国王在警察和法院之间、在法律的边缘建立的一种奇特权力，是第三种压迫秩序”⑧。而“现代医疗卫生制度和健康政策，在实质上就是一种‘疾病政治学’”，是现代西方政治制度的源头。“国家借助于新型医疗制度的完善，一方面表现出对全民生命的关怀；另一方面又顺理成章地完成了对全社会的生命历程的控制和统治。”⑨这一想法与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阐释的观点不谋而合。在桑塔格看来，所谓的公共福利的医疗模式，“不仅为权威制度提供了有说服力的正当性，而且暗示国家采取压制和暴力的必要性”⑩。疾病的隐喻俨然已经被加上了浓厚的政治修辞的色彩，成为国家机器压制民众的工具。 二、疾病隐喻：“他者化”的同谋 毫无疑问，在西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健康/疾病这一对二元关系中，疾病是被排斥和被边缘化的一方。自然，被排挤的疾病也就没有其本身应有的、与健康同等的身份和地位；作为一种人类生理现象的疾病本身被健康所代表的主流话语所压制，而这种压制则是由隐喻来完成的。在所谓共同的想像和权力话语的策划下，疾病被赋予种种隐喻，而患病的人，即疾病的承载者，则被种种疾病的隐喻扭曲成了被排除在正常人之外的“他者”。于是，疾病便成了强权文化使部分群体“他者化”的同谋。 福柯在《词与物》中阐释了在文化作用下的词与物的分离，而疾病及其隐喻正是文化霸权下词与物分离的体现。被怀有各种目的的文化阶层异化和边缘化的疾病丧失了其本来面目，如同现象与本质的剥离。现象代替了本质，疾病本身被其隐喻所遮蔽，而被隐喻“他者化”的患者则不能获取其应有的正当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