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19(2009)03-0066-07 在中国社会不断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市场化以及伴随市场化的全球化转型不可避免地影响着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系统的变迁。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市场化转型，社会文化系统以及文化与政治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社会主义中国是否存在文化矛盾？社会主义文化矛盾有何形式及特征？又该如何调和？ 一、市场转型与文化转型及矛盾 市场转型指发生在经济系统中的一种结构和制度变迁，在这种体制下，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机制是调节经济活动的核心要素，独立的法人行动者如公司、企业、组织和个人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资源和经济利益主要通过市场来配置和分配，配置和分配过程遵循效用最大化原则，政府主要是市场规则的供应者和市场监管者以及再分配的执行者。 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转型源于改革开放，在1990年代后进入加速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取得合法性之后，市场经济的观念、逻辑和实践范围也在迅速扩展，很快渗透到社会行动的诸多领域。市场转型虽是经济领域的改革引发的，但其社会效应则更为广泛，其中典型例子就是社会上曾盛行的“下海”现象，那些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选择放弃“铁饭碗”去经营私人工商业，显然他们的行动选择是受市场经济规则所支配的，也就是追求利润和个人收益的最大化。 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那么，经济系统的变革将对政治和文化系统提出新的要求，这些领域的变革能否符合生产方式的需要，将决定社会矛盾的状况。 丹尼尔·贝尔(D.Bell)将整个社会分解为技术—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特殊领域，每个领域服从各自的轴心原则，它们之间并不相互一致，而且还会形成大相径庭的行为方式，三个领域间的冲突决定了社会的各种矛盾。贝尔提出：“资本主义矛盾来源于经济领域所要求的组织形式同现代文化所标榜的自我实现规范之间的断裂。……经济与文化领域的不同原则正引导人们走向相反的方向。这些矛盾主要产生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共产主义世界……是否也会遇到这些矛盾，目前尚不清楚。”①由于贝尔在1970年代讨论后工业社会问题时，尚未看到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中国市场转型的经验，因而未能做出明确预测。 那么，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转型中，是否也面临类似的断裂呢？关于这一问题，孙立平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孙立平认为，中国社会也正在“从一个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变为一场马拉松赛”②，因为大量下岗失业群体已经不再是社会底层，而是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中国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整个社会就变成一个断裂的社会”。所谓断裂的社会，“就是在一个社会中，几个时代的成分同时并存，互相之间缺乏有机联系的社会发展阶段”③。 某种意义上说，对中国社会做出“断裂”的判断可能带有较大的主观性，为什么不同时代成分的并存就没有联系呢？既然没有有机联系为何又能同时并存？难道有一种纯粹理想的社会发展阶段，所有的要素都达到相同进步的程度？显然这是一种乌托邦。就拿个人的一生发展来说，年轻时我们只会用笔书写，现在电子技术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先进的电脑，这两种东西并存于我们一生，但未必就造成我们的人生的断裂，最多偶尔会产生一些矛盾而已。 所以，对市场转型以来的中国社会及文化发展的认识，可能也需要从转型的视角出发，把转型视为一只看不见的手④，支配和影响着社会各个领域的行动方式。发生在经济领域里的市场转型，不可避免地影响乃至带动其他社会领域的转型，其中包括文化转型，而且不同的转型之间并不一定协调一致。我们需要把握的是社会与文化转型究竟发生在哪些具体方面，它们与市场转型存在哪些方向不一或不相协调的地方？ 文化转型是指文化及价值观念系统从一种模式向新的模式转变的动态过程。所谓文化模式，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认为是围绕一定文化特质而构成的⑤，是由某种核心价值原则形成的一个系统。经济领域或政治系统的重要变迁会促动和加速文化领域的转型，中国的市场转型所带动的社会文化转型的现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自我利益原则和观念逐渐成为文化中优先原则和核心观念。自我利益优先原则及观念实际是市场观念的核心，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就是实现利润和效益的最大化。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一直没有把个人利益最大化作为优先原则，如传统的义利观念强调在义利发生矛盾时，君子要重义轻利，唯有小人才重利轻义。计划经济时代所主张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之间关系原则，实际上也是把道义置于个人利益之先。而市场转型则把重利变为优先原则，如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合作中的“双赢”原则的强调，以及市场实践中不择手段的赢利现象等。实际上都是将自我赢利作为社会行动的目标甚至是前提。西方资本主义在原始积累阶段，社会矛盾重重的根源就在于市场原则解构了道德的、社会整合的文化结构。西方社会通过政治民主化和法治化建设，基本修复了市场对精神文化领域造成的断裂。社会主义文化的社会整合力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同样遭遇自我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冲击，并引发精神文化领域内的观念冲突和矛盾。 第二，精神文化领域与政治、经济等其他领域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转变，并在转变中产生不和谐之处。当市场化转型引发人们价值及文化观念的转变之后，也会不可避免地改变社会行动的结构，因为人的行动总是受观念和动机系统支配的。那么，强调自我实现的价值体系如何保证政治能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公共利益的目标呢？这个问题实际涉及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两者的拟合程度决定着政治腐败和政府失灵问题的解决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