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高的数字化》[加拿大]文森特·莫斯柯著 神话是一个人类学的概念，源于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田野考察。把神话概念与信息传播相互连接，则始于法国结构主义大师罗兰·巴特。他把大众传播过程中内涵意义的运作称之为神话，就是把人类学中的神话概念重新移植到对被信息传播技术不断推进的日常生活现实的变动当中。人们由此推导出信息传播会引导人们形成一些固定化的信仰、观念。换言之，传播媒介是在运用神话制造新意义。由此在受众或用户层面上形成的神话和常规塑造着受众或用户对传媒的知觉方式，而作为媒介神话载体的媒介文本同时能够描述现实、制定社会关系和建立社会身份，是产生可能的意识形态意义的多元节点。 人类社会经过18—19世纪的政治革命后，20世纪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生产力革命的实验田，科技创新和社会想象相互平行，正如革命导师列宁那句名言：“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加电气化”。但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把历史进程进行时空一体化推进的技术发明无疑是互联网的诞生，因为这为人类提供了一个新的时空形式，莫斯柯教授的话题就从这里开始。 《崇高的数字化》一书是从数字神话的可疑性出发。在人类传播史上，文字的出现意味着批评性质的传播模式，诸如理性精神、怀疑态度和逻辑思维等等。而把批评和反批评的信息传播同时组合在一个或无数个具有交流性质的时空维度中，是电脑传播的表现特征，技术性能上升为文明神话。“根据这些神话，电脑传播的力量将使得我们经历人类经验中划时代的转变，这种转变将超越时间(历史的终结)、空间(地理的终结)和权力(政治的终结)。神话很容易被作为不合逻辑的虚构而加以摒弃，这样对它们的理解就变得很简单：揭露谎言，使人们看到被神话遮蔽的真相，从而消除它们迷惑思想和操纵行为的力量。”[1]2电脑传播似乎要彻底颠覆人类有史以来所感知的物质世界的形式结构，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想象。 但是，为什么电脑传播会成为神话？莫斯柯提出的理由是“神话是能够激活个体和社会的叙事，能够为人们提供途径，使他们得以超越平凡的日常生活。它们能够提供通向另一种现实的入口，一个曾经以崇高的许诺为特征的现实”。[1]3的确，神话往往提供对事物的新透视，从而为人们的超验性提供新的物质基础。这不仅仅是源于一种技术推广的社会活力，更是因为技术功效被转化为集体信仰，成为被追捧的社会神话。 一、技术神话源于对社会关系的拓展 在现当代的传播学发展中，人们对信息传播技术的演变，有几种价值取向，或者是把它当做文明演变的发动机，从而坚信技术决定论引导人类；或者是着眼于研究信息技术更新和特定时期的知识扩散的关系，从而考察技术变量和社会存量(变量)的关系参数；或者是琢磨新媒体出现的动力机制，从而预测新媒体的应用前景和效益评估。显然，莫斯柯所要讨论的神话，属于第一种取向。“根据神话，信息时代超越了政治，是因为它使得每个人都可以得到极大丰富的权力。政治的定义特征、对稀有权力资源的争夺，都被消除了。这样，神话通过对历史的否定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新的时代。”[1]35自从维纳在二次大战以后提出控制论以来，借用新信息传播技术的发明来论证科学技术对社会历史的颠覆几乎是一种惯性。 问题在于，根据法国学者布鲁诺·拉图尔的观点，人们长期以来习惯用两分法来看待世界，即人类和自然的交集形成两个集合，科学管理自然，政治管理社会。但是面对越来越和人类主体产生关系的科学发现和技术更新，这种两分法越来越难以理解涉及人类和自然“杂交”状态的增殖。其实，在人类社会的演进过程中，不停地反复这种状态：一个始终存在的自然界越来越不孤立，因为始终同时存在着一个由利益、可以预见的赌注和稳定性质构成的社会，以及一个作为参照的独立话语。[2]21这种把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关照同时纳入对文化、媒介和技术的学术考察，说明科学的发展本身同时凝聚了三个要素，即自然(即对包括技术在内的物质力量的理性整合)、政治(对自私的社会行动者和力量的策略性掌控)和文本(即用来解释世界，从而在语言上构成对世界的修辞策略)。 拉图尔的技术社会学提供了针对科技神话的价值批评。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成为现代的。”至少，科技神话虽然基于社会现实的某种趋势，却难以传递形而上学式的真理。因此，如何从主体间性的角度去把握科学陈述本身所揭示出来的陈述状态的力量关系，就成为左翼批判的理论出发点。因为，“从本质上而言，神话能够取消政治，能够将话语去政治化，但它们也能够打开通向修复政治和深化政治理解的大门。”[1]16莫斯柯是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流派的代表人物，主张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对社会关系，尤其是权力关系的研究，从而把大众传播过程的分析聚焦在传播资源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的环节。他的论述不仅仅是对神话观念的知识考察，更有着鲜明的评论视角：“从文化或者神话性的角度看，赛博空间也许会被看做是历史、地理和政治的终结。但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赛博空间则是数字化和商品化相互建构的结果。”[1]157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自由竞争为导向，美国的企业重组政策引导建构信息传播的宏观技术系统的自由竞争，在市场扩张的同时形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技术全球主义(Technoglobalisme)。“这种波及全球的特殊视角有助于遮蔽复杂且真实的赌注：世界意义上的互动和交易的新形式。”[3]351在法国传播学家马特拉看来，这种技术乌托邦的赞助来自于冷战后的经济地理学而不是冷战后的地缘政治，亦不是社会学家或政治学家的语义学思辨，而是股票交易商的实用主义。“真正的推动力源于金融领域的全球化，国际经济当中唯一一个在真实时间中愿意把自身的活动和信息传播网络进行普遍联通的部门。”[3]353在传播全球化的征服过程中，电脑传播与金融资本的结合修饰着数字资本主义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