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文时间的长河中，某些特定的时刻、某个特殊的年代，因具有特殊的意义而常常被后人赋予某种特殊的地位，因而被屡屡提起并持续放大。20世纪中国的“80年代”，就是这样一个让人难以忘怀的年代。尽管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叶的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综合国力和社会生活诸方面，都取得了“80年代”所无法比拟的辉煌成就和巨大进步，但这些依然无法掩盖和冲淡“80年代”在思想史上的光辉。所以，自“80年代”终结二十多年来，这一特定时段一直是学界议论的中心话题之一。综观这些议论，笔者感到，作为一个被“叙述”和被“重构”的对象，“80年代”这一段离我们最近的历史，在今天竟然变得扑朔迷离，甚至面目全非，尽管它的创造者和当事人仍然健在。 在“80年代”终结之初，受制于当时特定的语境，有一部分学人对“80年代”取一种“落井下石”的态度，尽管这一点是通过反省“80年代”的所谓“学风”这一学术形式出现的。这一方面可以看作是学术界对已经变化了的外部环境的自觉适应和顺从，另一方面也可以视为学界内部分裂的继续，一部分人实际上在借势打压另一部分人。笔者认为，后一点尤其值得关注。 在这里，对“80年代”的内部构成和自身演变的不同阶段稍作剖析，显然是必要的。笔者感到，这里首先必须界定一下“80年代”的时间范围。“80年代”作为一个时间概念其实早已被符号化了，就像“五四”被符号化了一样。换句话说，如同“五四”并不是1919年5月4日这一天的专指一样，“80年代”也不是1980-1989年这十年的特指。被人们所反复提起的“80年代”实际上涵括“文革”结束至1989年这十多年的时间，指的是当代思想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对于这个特殊时期，笔者认为用“后‘文革’时代”来概括可能更为准确，更具有符号意义和思想史意义。 从所经历和感受到的实际历史情境看，这个思想史上的“80年代”，可以具体断分为三截：一截是从“文革”结束到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持续了大约六七年的光景，这一时期的主题是“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反‘文革’”、“反封建”，主要矛盾是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观念博弈，通常所说的“思想文化界”其时的确尚未形成，这一时期最醒目最活跃的的确是所谓的“理论界”。①从1984年开始至1986年底，构成了“80年代”的第二截，这一截突出的主题是“文化热”，是“反传统”，一个相对独立的“思想文化界”基本形成，但活跃的“理论界”这时仍起着相当大的主导作用。从1987年春至1989年的春夏之交，构成“80年代”的最后一截，这一截的主流思潮除继续“反传统”、“全盘西化”外，不同政治倾向之间的思想博弈又重新浮出水面，并酿成严重后果。 与上述时段划分相一致，在整个“80年代”实际上有三部分人在活动。在第一个时段活动的，主要是一些“党内理论家”，他们主要是以周扬、于光远、黎澍、王若水等为代表，由他们组成并领导的“理论界”主宰了当时整个的意识形态领域。之所以是这批人而不是其他人来叱咤此一时期的理论风云，主要是因为“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思想的堡垒尤其如此。以周扬为首的这一批人，可以说都参与了延安整风以来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周扬甚至在一段时间之内充当了这一意识形态的主要代言人。而这些人在“文革”前期均被打倒，“文革”后期又陆续复出，基于这种特殊身份，“文革”甫一结束，思想理论界就迅速成为他们的天下，形成“礼乐征伐”自他们出的局面。清算“文革”、反思党史、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反对“封建主义”、起用“异化”概念、主张“人道主义”、推动“理论务虚会议”的召开、参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和讨论等等，是这一批人在此期间的主要活动。而1983年10月开始的“清除精神污染”，则使这一批“党内理论家”遭到迎头一击，并在一段时间内一蹶不振。这一部分人倒地之后，原来处在第二线的一些比较纯粹的学界中人则被推到了思想理论界的前沿，这就是以李泽厚和庞朴为代表的“思想文化界”的崛起。以李泽厚和庞朴为代表的这批人，事实上从“文革”一结束，也投入到了汹涌澎湃的清算“文革”的一系列活动中去，但他们所从事的基本上都是学术文化方面的“反思”活动，而这一方面的活动与周扬等人进行的政治思想方面的“反思”活动相比，不能不处在第二线，所以，他们起初只能充当“党内理论家”的援军和追随者，而这时他们则当仁不让，大步走上了前台。与此同时，一场铺天盖地不期而至的“文化热”的到来，更把他们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文化热”，而且主要是“传统文化热”，不能不与一定的传统文化素养有关，甚至不能不与古典学术素养有关，这样，李泽厚、庞朴等凭借着自己的专业优势和思辨天赋而领袖群伦。同时，以“新三届”学生为主体的青年知识分子这时也崭露头角，开始亮相。 1986年底和随后的一些事件，一方面使“文化热”遭受重创，另一方面，在新一波思想解放潮流中，“反传统”或“全盘西化”倾向反而得到强劲反弹，更加不可阻挡。在此期间，以激烈“反传统”著称的“狂人”和纪录片《河殇》的编创人员，最能反映这一时段社会思潮的总体特征和基本指向。由于整个文化界已经基本走向“激进”的顶点，在前一时段执文化界牛耳的李泽厚和庞朴，则因对“传统文化”保存有若干“温情”与“敬意”，此时已显得有些“落伍”和“过时”，甚至已成为被批判和清算的对象。而成为这时学坛主力的，则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其中，“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和“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则是当时比较著名的两大青年学者群体。刘小枫是当时青年学术群体中风头甚健的人物，他的《拯救与逍遥》强调对人生超验价值的追求，把人的个性推到了中心的位置，实质上是在要求从被政治概念化了的人向审美的人、自由的人的解放，可谓极一时之盛。但是，尽管这两个群体也同样在为“全盘西化”推波助澜、摇旗呐喊，但他们当时在势头上是难以与“狂人”相提并论的。这不是说“狂人”比他们做得更好，而是“形势比人强”。这就是历史！当然，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不为时风所动，更愿意沉下心来走所谓“纯学术”之路的人，这时也已经显示出一定的影响来，这在当时当然不被重视，而且，这些人对自己备受冷落的状况也并不满意和甘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