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9)05-0029-07 “国学”之谓始于何时有多种说法。余英时曾提出“国学”概念传自日本，姜义华也考证认为，“国学”之称谓源于日本江户和明冶时代的“古学”复兴，后世中国学人借称转指乃有“国学”之谓①。能够相对取得共识的意见认为，汉语语境中“国学”名称的由来可能初见于章太炎在日本组织的“国学讲习会”及刘师培所发起的“国学保存会”，但无论是章太炎还是刘师培，都不曾对“国学”这一概念给予明确的界定。钱穆有云：“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②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国学”从出现到基本为学界所认可，确实肇始于20世纪初期，而非中国传统学术所固有。整个“国学”系统也同样是在历经了确认学术与国家的关系、重建学术的自觉意识及全面接纳现代“知识”体系这样三个过程之后才最终得以建立的。 “国学”的国家特性：国粹、国故与国学 中国传统学术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本身一直都是依托政学一体的结构模式而演进的，这当然与中国传统的“学以致仕”的体制规定性有关。传统学术发展到清末，最大的变化就是在“西学”的强势冲击下，旧有学术日趋式微，大有随清王朝的没落而全面倾圮的危险。正因为如此，自清末至20世纪30年代左右，中国学术界才爆发了以“学术何为”为核心的所谓“国学之争”。 何谓“国学”？众说纷纭。多数人认为，“国学之名，始见于章太炎氏国学概论，前此未之有也。论其范围，则我国固有之学术，无不毕容。”③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刘师培等人组织成立“国学保存会”，并于次年创办《国粹学报》，宗旨均明确表述为“研究国学，保存国粹”。“国学”一语的起源或出自章太炎或刘师培，但值得注意的是，清季民初一代学人无论在学术观点、研究方法或学术立场上有着怎样的差异，其愿意在自身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之前冠以“国”的称号却是完全一致的。章士钊有言：“国学之不知，未有可与言爱国者。”④钱基博认为：“国学之所为待振于今日，为能发国性之自觉而俾吾人以勿自暴也。”⑤郑奠也强调：“诚欲爱国，宜知国学英华之所存。诚爱真理，亦宜知本国学术之精义。”⑥顾实曾分析认为：“海禁洞开，外患荐至，精神文明失其抗拒力，物质文明闯入而横行。于是复有‘中文’、‘西文’、‘中学’、‘西学’相对抗之名词。最近国家观念普及于人人，凡若‘国文’、‘国语’、‘国乐’、‘国技’、‘国粹’、‘国故’、‘国货’种种冠以国字之一类名词，不胫而走，有口皆碑。而‘国学’一名词亦哇哇堕地而产生。”⑦从纵向维度上看，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所发生过的种种学术论争，诸如“汉宋之别”、“有无之辨”、“性理之争”等等，大都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学术传统之内，传统学者所秉承的学术责任基本无外乎张载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既有规定。但恰恰是在清末至民国的这种既面临社会体制的根本转型又掺杂着种种内忧外患的复杂过程中，学者与学术之于国家存亡和社会进步所应具备的功能和价值才被前所未有地凸显了出来，并最终演变成一个全体学人必须面对的亟待解决的问题。章太炎筹办国学讲习会时即明确表示：“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⑧“国粹派”的许守微也强调说：“盖国有学则国亡而学不亡，学不亡则国犹可再造；国无学则国亡而学亡，学亡则国之亡遂终古矣。”⑨在国内政局动荡、西方文化强势冲击的背景下，认定“学术”的兴衰与国家的存亡有着莫大的关系，这也许是晚清学者与中国传统文人之间最为深刻的区别之一。 清季民初的“国学”论争曾历经了从“国粹”到“国故”，直至定名为“国学”的一个过程。认“国学”为“国粹”主要出自晚清“国粹派”学人，沈庆侅曾回顾说：“海通以后，人尚西学，束旧籍于高阁，罗新简于宏橱；于是一般不能研数理、读外国文之徒，大声疾呼，以保存国学相号召，曰：‘国学者，国魂也，国命也。非此不足以立国也；保此实所以保国也。’其言之不合论理姑弗问，至国学一词之创，实不得不谓出此辈之手。”⑩马瀛也曾指出：“光绪中叶，海内学者，虑中国固有学术，因西学之侵入而式微也，群起而保存之，于是遂有‘国粹’之名。然中国固有之学术，未必尽为天壤间之精英，则国粹之名，容有不当。”(11)将中国传统学术一概称之为“国粹”既有顽固守成之嫌，更不合于多数学人的心理诉求，所以“国粹”一语很快就被章太炎提倡的“国故”概念所替代，“以国学为国故，较之以国学为国文、国粹，当妥帖多矣”(12)。胡适也曾辨析说：“‘国故’的名词，比‘国粹’好很多。……如果有人讲是‘国粹’。就有人讲是‘国渣’。‘国故’(National Past)这个名词是中立的。”(13)也因此，直到1923年北京大学成立研究所国学门并创办《国学季刊》之时，胡适仍肯定地表示：“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国学’。”(14) 从“国粹”到“国故”再到“国学”，多数研究者主要强调的是这一演进过程中不同派别的学人在新旧、古今、中西等等二元对立式论证结构中所处的立场和态度的差异，而很少有人注意到，在整个论争的过程中，那个被不断重复的“国”的蕴涵其实已经悄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也许这种变化才是导致“国学”论争产生不同分歧的内在原因。 汉语语境中的“国家”一词其实是一个非常含混的范畴，既兼有“地域所属”(Country)之意，也可作“政权体制”(State)的符号，同时又与“民族种姓”(Nation)密切联系在一起。无论是章太炎、“国粹派”，还是民初的各式新派人物，他们所讨论的“国学”之“国”实际上一直都在各自不同的语义层面上滑动。大体上说，民国建立以前，人们所讨论的“国学”主要是在“地域”与“种族”双重意义上展开的。比如，“国粹派”的黄节所强调的即是“有是地然后有是华”的“地域”观念，而邓实所界定的“一国所自有之学”则含有“地域”和“种族”两个层面的意味，他认为：“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国学者，与有国以俱来，本乎地理，根其民性而不可须臾离也。”(15)刘师培所认定的“国学”更是有着鲜明的“种族”内涵，他之张扬“国粹”实际就是在单向度地维护“Nation”意义上的文化优越性，所以有着明显的情感色彩。许地山曾分析说，“国粹在许多进步的国家中也是很讲究底，不过他们不说是‘粹’，只说是‘国家的承继物’或‘国家的遗产’而已(这两个词的英文是National Inheritance及Legacy of the Nation)。”(16)但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国学”讨论中“国”之内涵事实上已经由“种族共同体”自然地向“政治共同体”发生了转移，章太炎有云：“方今欧美诸国，或主国民，或主族民。国民者凑政府，族民者凑种姓。其言族民，亦多本历史起自挽近者。”(17)“建汉名以为族，而邦国之义斯在。建华名以为国，而种族之义亦在。此中华民国之所以谥。”(18)梁启超更是明确表示：“国家者，在一定土地之上，以权力而组织成之人民团体也。”(19)当“国学”之“国”由一个族群单位被转换成为一个政治单位时，“学术”本身就已经被置换成为了一个更大的“文化共同体”范畴。换言之，只有当“国家”本身被转换成为以“Country”为地域标志而以“Nation-State”的联结为内质的综合形式时，“国学”这一范畴才有可能摆脱单一的“地域属性(Regional)”与“种族属性(Ethnicity)”，而以一种更为普世的“文化主义(Culturalism)”的姿态赢得大多数学人的认可；否则，任何一种对其单一属性的强调都可能引发无休止的论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