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学热”出现的历史必然性 近年来，中国出现了一股引人注目的文化热潮，即“国学热”。一些大学成立了国学院、国学研究所和名目繁多的国学讲堂，竞相阐释传统的儒、释、道思想。在乡间坊里，各种旧习俗、新事物纷纷打着“国学”旗号以壮声威，祭孔庙、拜黄帝陵之类的活动搞得声势浩大，风水、占卜、星相之术也大行其道。这种内容庞杂的“国学热”具有极强的精神感召力，与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实力和日益复苏的大国理想相互砥砺，使得当前中国文化在精神面貌方面呈现出一种与改革开放初期的“全盘西化”倾向迥然而异的景象。从“冷战”时代结束以后的全球文化发展趋势来看，这股“国学热”表现了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取向，蕴涵着一种“现代化而不西方化”的文化要求，表现了一种民族文化身份的自觉意识，同时也难免带有泥沙俱下的复杂性。 美国哈佛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曾经发人深省地提出了一种“西方价值的悖论”的观点，他这样写道：“原先，西方化和现代化密切相联……在变化的早期阶段，西方化促进了现代化。在后期阶段，现代化以两种方式促进了非西方化和本土文化的复兴。在社会层面上，现代化提高了社会的总体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鼓励这个社会的人民具有对自己文化的信心，从而成为文化的伸张者。在个人层面上，当传统纽带和社会关系断裂时，现代化便造成了异化感和反常感，并导致了需要从宗教中寻求答案的认同危机。”①由于这种“西方价值的悖论”的作用，21世纪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不是西方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凯歌高奏，而是非西方地区传统宗教文化的复兴。尤其是在占世界人口总数3/5以上的亚洲地区，伊斯兰教、印度教以及中国，国学的复兴已经成为无可争议的事实。 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截止到2008年中期，全世界基督徒(不分教派)的人数为22.31亿，占世界总人口(约66.9亿)的33.3％。在这些基督徒中，有5.56亿人生活在欧洲(约占欧洲人口的76％)，2.2亿人生活在北美(约占北美洲人口的64％)，5.3亿人生活在拉丁美洲(约占拉丁美洲人口的91％)，4.23亿人生活在非洲(约占非洲人口的42％)，3.55亿人生活在亚洲(约占亚洲人口的8％)。从以上基督徒人口的分布情况来看，当代基督教发展的热土地区已经不是传统的欧洲和北美(这两个基督教信仰的传统地区在20世纪以来出现了基督徒人口比例的明显下降)，而是拉丁美洲和非洲(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推测，到2025年，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基督徒人数将分别达到6.34亿和6.28亿，从而取代欧洲(2025年为5.37亿)而成为基督徒人数最多的两个洲。至于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亚洲，虽然基督徒的绝对人数也达到3亿多人，但是考虑到亚洲人口总数已经超过40亿，因此基督徒在亚洲人口中所占比例远远无法与拉丁美洲、非洲、北美洲和欧洲的情况相比。另一方面，截止到2008年中期，全世界穆斯林人数为14.12亿，约占世界人口总数的21％；印度教徒为8.88亿人，约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3.3％。虽然从信徒的绝对人数来看，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目前仍然无法与基督教相比，但是与基督徒中有一半以上人口生活在欧洲和北美以外地区的情况不同，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绝大部分都生活在亚洲的传统文明圈里。在从1970年至2008年的38年间，穆斯林人数从5.49亿猛增到14.12亿，印度教徒人数从4.64亿增长到8.88亿。同时期全球基督徒的总人数虽然也从12.33亿上升到22.31亿，但是这种增长却主要发生在高出生率和高皈依率的拉丁美洲和非洲。② 以上数据恰恰说明了后殖民化时代非西方地区文化发展的两种不同模式。第一种模式就是拉丁美洲和非洲(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非洲)的发展模式，这些地区由于在被西方殖民主义者征服之前尚未建立起独立的文明体系(或者其古老的文明体系已经在一种自我封闭状态中衰亡了)，它们的文明化进程与殖民化过程是同步发生的，所以西方文化的因子已经在殖民过程中深深地注入它们的机体之中，使得这些地区很容易成为西方文明的边缘地带或文化附庸。即使是在获得政治独立之后，这些地区仍然在文化上与西方保持着不可分割的血脉联系，把西方的宗教信仰(基督教)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③ 与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情况不同，亚洲地区的文化发展则表现了另一种模式。在西亚、中亚的伊斯兰教地区和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政治独立之后的文化发展基本上是沿着一条保守主义道路前进的，即在实现自身现代化的同时，拒绝或淡化西方文化而复兴本土文化。究其原因，这些地区和国家在被西方列强征服之前已经有着根深蒂固的文明传统，政治上的殖民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传统宗教文化的深刻影响。因此一旦摆脱了西方殖民统治和政治意识形态的阴影，这些地区和国家就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全面而迅速地掀起了一场本土宗教文化复兴的保守主义浪潮。 作为亚洲的另一个古老文明，中国目前的文化发展模式明显地类似于伊斯兰教社会和印度，而不同于拉丁美洲和非洲，也就是说，当代中国采取了复兴本土文化而非“全盘西化”的文化发展模式。但是，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也表现出一种与伊斯兰教社会和印度明显不同的特点，那就是它的文化复兴并未以一种宗教信仰的形式出现。事实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在儒家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中，始终有一种远鬼神近人事、黜玄想重实用的无神论倾向。尽管在中国民间也流行着各种宗教，但是那些形形色色的民间宗教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宗教信仰和教会系统，其影响力也主要限于下层社会。据统计，1900年中国民间宗教信仰者占世界人口的23.5％，到了1980年，这个比例下降为4.5％。与此相应的另一组数据是：1900年无宗教信仰者(Non-religious)和无神论者(Atheists)占世界人口的0.2％，到1980年增至20.9％。④从民间宗教信徒到无宗教信仰者的转变，在一定意义上与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待宗教的实用主义态度有关。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宗教政策的日益宽松，各种传统宗教和外来宗教都出现了明显的增长势头。但是相比之下，宗教信仰在中国当代文化中的影响力仍然十分有限，远不足以与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传统相提并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