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国学在中国大陆的持续升温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这一事实的认识和评价却见仁见智。关于国学的论题涉及面很广，本文只能基于一个特定的视角，由国学特别是儒学的基本理念、性格及其内在矛盾的探讨，来揭示其现代命运与使命。借用“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古语，本文认为，国学虽多为旧学，但其命同样维新；而维新之道，端在人的文化与学术的自觉。 “国学”这个称谓在20世纪初即已出现。由于中国历史悠久、广土众民、民族的文化和学问多种多样，所谓的“国学”便成了一个相当笼统、模糊，伸缩性很大的概念。即使指以先秦典籍为依据、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汉语思想文化系统，人们的看法也莫衷一是。20世纪初，围绕着国学内容和性质的研究与争论，曾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后来虽然由于各种原因走向沉寂，但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却一直在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大作用。温故知新，我们先对此做一简略回顾。 如所周知，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遭遇“亘古未有之巨变”，民族危机日益加深。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显得十分茫然无措，迂阔懵懂。尤其是在北洋水师覆灭于甲午海战之后，维新变法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学更显陈旧和无用。经过戊戌变法的激荡，科举制被废除；时隔不久，在中国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帝制也终于被推翻。官方所推崇的传统思想观念特别是儒学由此失去制度性依托，迅速地从“中心”移向“边缘”。袁世凯和一些保皇派上演的奉“孔教”为“国教”的闹剧，更是增加了国人对意识形态化的儒学的反感。五四运动所要打倒的“孔家店”，就是被历代统治者筑起来的“圣庙”，虽有孔子及其弟子的牌位，却不复有儒学的真精神，但它却“带累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① 然而，中学的命运毕竟关联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与欧洲近代“民族国家”明显不同的是，中国既是一个多民族的政治实体，又是一个绵延数千年的文化共同体，中国传统的学术则是这一文化共同体的自我反省、理解与表达，处于文化的核心位置。对于在思想和精神上哺育了整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与学术，何以能够因其陷入时代困境就弃之若敝屣？于是不断有学人呼唤拯救、存续中国学术和文化并对其重要性加以论证，与中学本无实质性区别的“国学”以及“国故”、“国粹”乃至“国魂”因而被提出并在学界流行开来。②这其中固然有人试图以国学排拒西学，但在多数学者那里，国学就是指中国“固有”的学问，他们倡导和研究国学的目的，直接而言是为了维护本土文化的主体性，使民族树立自尊和自信，更为基本的目标，则是要给予中国传统的学问一个合理的认知和应有的地位，以便延续传统并藉以吸纳海外的资源，为民族的生存与复兴做思想、知识和精神上的准备。在五四时期，一批具有现代意识的学者倡导以学术“评判的态度”研究“国故学”，其原则和目标就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③然而，“国学”被等同于“国故学”，恰恰说明中国固有的学术和文化不仅失去了意识形态的神圣性，而且相对于从西方输入的新思潮、新知识，已属于陈旧的学问：前者能够为国人提供理解时代变迁的新的框架和坐标，后者却无法有效地解释、应对中国正在发生的巨变。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西方现代大学和学科分科建制逐渐在中国实行，国学也被分解到文史哲等学科中，原来整体性的国学遂逐渐解体。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的学术和文化从此销声匿迹，失去作用。事实上，一代代中国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忧乐天下、担当道义的意识和胸怀，与它的培育密不可分；近现代大批仁人志士不怕流血牺牲，变法维新、奔走革命，也是儒家仁道精神的体现和发扬。并且，西方近代的思想和理论被中国人理解和选择，都不能不由中学来“转输”，即充当中介，而中西之间富有成效的对话和交流，已然表明中学与西学多有相通之处乃至某些共识；中国人在西方文化影响和时代冲击下产生的新观念、新学说，也既要汲取中国已有的学术资源，还要接续学术传统。更不必说中国古人留下的大量的文史知识和许多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仍然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教化和滋养的作用，维持着相对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 然而，不无吊诡的是，恰恰是许多继承了民族文化优秀传统的学者，对传统思想文化进行激烈批判，甚至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这固然是由于旧势力旧传统的强大顽固迫使他们不得不采取“矫枉过正”的策略，但更根本的原因，却是这些长期浸淫于传统文化并吸取了它的精华的学者，认定这种文化已经陈腐不堪、充满毒素，只能阻碍、妨害社会的进步。并且，他们认为自己就深受其害，不能再让后代重蹈覆辙。由此说明，这些学者一方面已有了相当的文化自觉，认识到传统思想文化的社会历史属性并因而主张彻底的变革；但另一方面又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保守与进步之间持二元对立观点，因而在对待民族文化的问题上产生了很大的片面性并且陷入自相矛盾。这固然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自身的时代性悖论，是时代性问题，要走出这一悖论，作为这一文化传人的中华民族就要在思想观念和生存方式上经历长期而艰难的自我革命即文化的革命。然而，那些走在思想文化前列的人们的极端观点和“激进”姿态，也促成了一种与传统简单“决裂”的思潮倾向。而人们一旦为了某种现实的需要，对学术这一传统文化中最为自觉和理性的部分给予摒弃或肢解，就更会加剧传统文化的厄运，并严重影响新的文化传统的生成。 今天，我们已处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新阶段。现代化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现实，而现代与传统的融合也正在经验层面生成。但是，中国近现代史一再向我们提出的那个问题，即国学这一形成于农耕文明的传统学术思想和文化是否有助于中国的现代变革并适应现代人生活的问题，仍然需要我们结合当代中国人的心灵价值秩序和现代社会秩序建立的任务，在理论上给出更为深入的解答和说明，从而更加切实地把握住传统思想文化中那个始终未曾僵死的“命脉”，使之焕发生机，“充实而有光辉”，成为民族复兴的精神动力和有效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