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近代以降，由被动面对外部世界到主动进入国际社会的转变历经了一个世纪。中国大陆学界关于器物、制度到文化层面的论争，时至今日依然处于人文思想的中心位置。当下的学科和学术生产形式集中在两个层面。其一是以现代西学为模式的中国高等教育体制。由于高等教育在中国是十分晚起的概念，在实施过程中，除个别时期，基本上全盘吸纳了西方高等教育的学科制度，具体表现在高等院校和非民间研究机构中的学科分类、学位课程设置、教材编写、理论和方法论的移植及实践等方面。但是这种复制在大学理念上存在着落差，因而在学科课程设置等相关方面还停留在经验阶段而没有进入规范阶段。鉴于大部分学术生产出自重点高校，后者为教育部直属，在办学模式单一的情况下就需依靠政府拨款，所以获取尽可能多的有限性资源就必须在学科点和学术生产上有所体现，即必须迎合规定的量化型评估指标。于是，各高校人文学科目前主要的力量在于量化生产，而学位课程的论证与学术生产相关规范的制定与推进则退居其次。其二，在学理层面上，在目前量化评估的压力下，学术生产方式难以在整体上使学界潜心梳理西学与中国学术的路径和发展脉络，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突破近代以来的翻译—阐释或刺激—反应阶段。各相关领域的成果主要在各出版机构制定的翻译选题和高校科研项目的范围内产生。可以说，在这样一种复制过程中，还缺乏对复制源目标的筛选、分类和整理，亦缺乏针对中国大陆实际问题在复制后的对接、协调、可能性预测分析以及具体的实施计划等项目。 新时期是中国大陆规模最大的一次译介期。学界在这一时期翻译和介绍了大量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包括文化理论)的同时，即在极短的时间内将欧美学界长期形成的理论进行了快速转述，国人由此缩短了理论话语的时间差，获得了诸多新的元说法，一如“后”字当头的各种话语形态，但是，其中不少的翻译成果却并不是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且许多译介成果也没有得到系统的梳理。大量的理论和理论家就此在国内学术市场上频频出场，形成了新时期特有的学术时尚化色彩。但其中汉语化的言说却大同小异，未见得有多少具有洞察力的深入研究。加之体制所推行的前述量化指标评估方式，使得我们难以对长期以来翻译西学的成果进行细察。 实际上，理论是对经验的解释和化约式的言说，它的作用在于推进我们对事实和经验的观察方式和提问方式，也由此使我们动态地看待原有的解释方式，二者互为逻辑。故任何理论，包括西方文化理论，即是该领域的理论家们在其所处的历史时段中，就其文本事实和文本特质所进行的解释。这种解释的背后有一个文本环境(text medium)，涵盖了文化传统和阐释传统，这些传统又受制于其社会和文化两大系统。而一种理论观点的出场往往又与理论家的致思方式以及该领域整体结构中的缺陷有关，所以理论所形成的元言说往往可以使人们看到整体结构潜在的突破口。理论的生产由此形成了一个理论再生产的循环方式。而当这些理论旅行到了其他的文化区域并被文化他者消费时，如中国大陆，就由于语言文字符号的非等值迁移、历史阶段的非同一性、社会生活的多样性以及语境、环境改变等要素，而会发生一系列的“言语”指涉和“能指与所指”的错位。此时将汉语化的理论和实践方式跨越时空的界限一味套用在中国社会文本之上，“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①，类似现象的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研究西方文化理论的范式有多种。对于当代学界来说，目前最重要的还是翻译，因为系统地翻译不同时期、不同理论家、不同观点的第一手理论原著，即所谓primary sources，其功能在于可以提供理论资源，此其一；其二是翻译这些不同时期、不同理论家和观点的研究性成果，即所谓secondary sources，功能是为人们继续言说提供某种借鉴；其三，学界依据引入的资源进行对接式的相关研究，其中包括理论的语境还原、理论话语形态的发生学研究、旅行过程和接受研究，或以重新语境化的方式进行跨语际实践，达到他者文化中的再生产等，不一而足。这当中最有意义的是转换生成研究。因为，中国学人何以研究不同文化语境产生的理论，这本身就值得认真思考。其附带的问题是，中国学人何以选择这些理论？中国学人对某一理论的理解和言说与此理论的原点是否有误差，这些误读是属于语言转换附带性误读还是文化属性所指性误读？中国学人研究这些理论，对理论本身是否能够提供某种文化他者的视角？诚如中国人研究另一国的文学，并不是研究者简单地将现存的材料转述为汉语，向国人进行介绍，就等于进行了学术研究。②中国人研究美国文学其实和欧洲人、美国人或其他区域的人位于同一起跑线上，那就是基于现存的研究成果并由此推向深入。文化理论的研究亦如此。而且文化研究最具意义的是在观察变化中的社会文本时，在观察变化的观念形态之时，拥有对这些文本和观念深层结构的某种洞察力，就可以在对这些表象在不同学科领域的整合中获取某种深入的解析力，即采纳或改写现存的文化理论以形成某种解释的有效性。 于是，这一学术生产方式包括几个相关的问题：产生于西方语境中的理论及方法论的历史还原研究；这些理论与方法所涉及的概念、范畴及术语的指涉性研究；将这些理论与方法置于中国现当代题域的可能性及问题性研究。换言之，中国学界基于翻译—阐释的汉语化的理论话语实践，存在着知识学的历史性还原和整合之后的观念形态的双重清理，即从西学的知识考古到汉语化表述的学理性，再通达到汉语化的知识学分支的建构。这是人文学术研究包括文化研究学理层面的必然前提。 各文化区域虽然在历史发展中处于各自不同的阶段，但由于全球化已经将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文化区域带入了跨国资本的快速流动和信息交互的资源共享时代，因而存在着某些共同的社会结构性问题和可资借鉴的发展模式或处理方式。区域研究和全球研究由此成为相互关联的组合。发生在上世纪中期的文化研究在中国大陆新时期得以进入后，犹如其他西方人文学术的复制一样，我们的复制性生产主要涵盖对产生于西方语境中的文化研究进行翻译、阐释，以及学者个人和群体借鉴这些理论与方法所进行的嫁接性研究。而且这种生产又较快地进入了体制，如学位点的建制、课程设置、翻译或编写相关的教材和工具书等。它首先促使国内学界率先对此进行了译介。如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社会科学知识新论——文化研究立场十评》、《文化表征与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中的《文化研究读本》和《消费文化读本》等有关译著和专著；三联书店推出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等；商务印书馆“现代性研究译丛”中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文化批评的观念》以及“文化与传播译丛”中的《表征》、《媒体文化》和《文化：社会学的视野》等大批译著；中央编译出版社的《20世纪的文化批判》等；南京大学出版社“通俗文化系列丛书”中的《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解读大众文化》以及“全球文化系列”中的《文化地理学》、《文化的观念》和《全球化与文化》等；上海三联书店所出的专著《权力的文化逻辑》、《大众文化与传媒》、《大众文化研究》等；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波德里亚：批判性读本》、专著《文化转向——当代文化史概览》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专著《文化转向的由来》等；译林出版社的《文化的解释》等；河南大学出版社的国内学者的论文集《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吉林人民出版社的工具书《文化研究新词典》等；高等教育出版社的译著《文化研究导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译著《视觉文化读本》；四川大学出版社的编著《当代西方文化批评读本》、专著《消费社会的文学文本》；等等，不一而足。甚至有的西方学者论著的译本在短时间就再版，如英国学者卡瓦拉罗(Dani Cavallaro)的Critical and Cultural Theory一书的译本就在2006年初出版，在同年底就再版。③另外也有出版单位直接购买版权，出版有关的英文原著。可以说国内主要的出版单位都在这一时期不同程度地介入到文化理论选题的出版中，这些成果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化研究起到了相对及时并卓有成效的引介和提供资源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