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06-6101(2009)01-0040-13 本雅明在其影响甚巨的《译者的天职》一文中，描绘翻译是原作的来世。由于翻译总是在原作之后产生，它势必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且扩展了原作的生命，其力量甚至可跨及数个世代。将这个来世与今生的概念套用在一个学科的发展，我尝试检视台湾过去数十年来文化研究的轨迹与路径，并且希望透过文化研究的启发及其影响，来探究人文学科的未来远景。本论文拟以个人经验作为出发点，将其当作是一个征候，或是一个个案来探讨。我于1990年代初期在台湾的清华大学就读文学研究所，当时陈光兴教授刚从美国回来，开了文化理论等相关课程，可说是率先把文化研究带进台湾的第一人。而台湾也在当时面临解严的契机，社会产生了重大的转变，许多长期压抑的力量纷纷爆发出来，整个社会充满了能量。 在19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返国的学者恰恰把最新的理论和思潮带回台湾，并且适逢报禁解除，他们的言论和想法有了很大的挥洒空间；无论是在报章杂志上，或是他们创立的新刊物上，都展现了蓬勃朝气。彼时翻译还未受到知识产权的约束，许多学者看到值得引介的好文章就翻译出来，对于当时的年轻学子而言，也产生了即时的冲动与刺激。 经过十余年的沉淀和积累，文化研究开始走向体制化，如台湾清华大学的亚太/文化研究室、台湾交通大学的社会与文化研究所、台湾文化研究学会的成立等，1999年“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讨论会”算是台湾文化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一方面验收过去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展望未来的发展与可能性。 我于2000年自英国返台任教，在台湾南部嘉义县中正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开授文化理论、性别研究、翻译研究等课程，另外也在台湾师范大学的翻译研究所兼课。在不同的学校都面临愈来愈多的学生要求多开一些文化研究方面的课程，某些学校的系所眼见文化研究日益茁壮，甚至打算更名或纳入文化研究的名称，以争取资源，吸引学生就读。目前我已在师范大学任职，博士班的学生经常要求多开设有关文化研究与文化理论的课程，有关文化研究方面的学术会议与演讲活动，也可见同学积极参与。 从当前的学术研究趋势看来，我们应该可以深切体会到翻译、语言确实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们出席国际会议时，不论会议地点是在亚洲、欧洲或美洲，与会者来自世界各地，大家的母语不尽相同，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都必须借助英语来沟通，以了解彼此。我的论文题目是受了本雅明《译者的天职》一文中所阐述的“译文是原文的来世”(afterlife)所启发，我想藉此探讨翻译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翻译研究在近几十年才逐渐受到重视，成为一门学科，进入学院的建制。一般认为在1950、60年代产生了“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使得翻译研究变得比较系统化，而不再像过去只沦于直译、意译之争。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又产生了“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学者如巴斯奈特、勒菲弗尔、韦努蒂、西蒙等人从意识形态、语言政治、性别等议题切入，带给翻译研究更开阔的视野。詹姆士·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玛丽·路易·丝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霍米巴巴等人亦从人类学、后殖民论述等不同角度探讨翻译与认同的问题。 如果说翻译研究出现“文化转向”已是众所公认之事，那么我在此所提的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代表什么意义？有什么政治或论述的有效性吗？以下，我想先回溯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它的翻译和传播路径，之后再就“翻译转向”这个命题做更深入的解析。 检视当今各地的文化发展，我们发现，英国的文化研究大约是1980年代末期、90年代开始，在全球如火如荼地扩散壮大①，这样的发展有其历史脉络，以及某些偶然的、随机的因缘际会而促成，我们要了解文化研究的发展，展望其未来，势必要回溯其历史轨迹，探究其根源与路径。 事实上，伯明翰的文化研究并不是90年代才兴起的，早在1960、1970年代便发挥火力，在英国产生重大的影响。但其传布、翻译与旅行到世界各地可说是90年代之后的事，我们可以看见澳洲、韩国、日本、香港、印度、巴西等，各自依循着自己的历史脉络，挪用迻译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成果，发展出自己的文化研究，而这些发展轨迹因为殖民主义、冷战影响、全球化的力量，而在某种程度上有着相似点，但又有自己独特的关注焦点与语汇。 文化研究之所以于90年代在台湾、日本、韩国形成气候，这样的时空背景，与冷战、后冷战有不可抹灭的关系。在冷战时期，台湾、日本、韩国等基本上属于美国阵营的势力范围，左派的声音往往与共产主义画上等号(在台湾尤其明显)，因此在当时的台湾要传播左派思想与批判理论，恐怕不是件容易的事。随着柏林围墙倒塌、苏联阵营解体，左派的批判精神便透过各种不同的形式传播到先前视左派声音为畏途的地区，而文化研究就某个层面而言，可说是比较温和的马克思主义版本。或是如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在《到底什么是文化研究？》中所述，文化研究1970年代在英国的兴盛，可看作是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复兴[1：39]。经由这样的翻译传播，文化研究直接地或间接地由英国向各地扩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