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化研究必须关注中国问题和强调中国视角，这是一个共识。不过什么是文化研究？什么是中国的文化研究？它跟中国问题的关系是什么？如何形成中国视角？对这些问题展开争论不仅有助于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学科建设，更有助于理解中国人文社会研究的大格局，从而对中国的社会转型提出知识界的观点与建言。关于文化研究的中国问题与角度的争论，或许可以超越学科建制问题的争论，从建设性的角度，推动学术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思考中国如何从理论消费国向理论生产国转换。目前中国人文社科学术界主要关心学科建设，如何确立可量化的学术生产指标如SSCI源期刊、论文影响因子等，如何对学术生产力作科学评估，如何申报博士点，申请国家基地、科研基金等问题。在这样的学科建制需求的压力下，有关文化研究的争论很可能会变成“文化研究究竟算不算一个学科或领域，它跟现有的学科如文学、文艺学等的关系如何”等问题的争论。就笔者所知有限的国内学界的争论而言，争论的话题是文艺学“核心价值”等理论问题，但焦点还是学科建制的边界问题，即从学科建制角度看，哪些是、哪些不是现有学科应该研究的话题。①学科建制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当然非常重要，这样的争论也很有意义。不过学科建制作为转型期中国文化、教育和知识生产的一部分，也需要在更大的语境中作学科和知识范式的反思。本文认为，文化研究源自西方(英美)，梳理其历史脉络与发展趋势等，可作他山石，为中国的知识与理论创新提供新的角度和理论资源。本文首先从文化研究的西方语境谈起，讨论文化研究的现实感与问题意识，社会参与意识，自省和批判意识，文化研究的跨学科、语境化方法等。随后将讨论文化研究的中国意义，即理论创新问题。最后提出中国文化研究、人文与社科研究的议程问题，希望与国内外学界同人进一步展开讨论。 文化研究的西方语境 文化研究是来自英美的学术流派，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兴盛于80、90年代，具有强烈的左翼批判色彩，是60年代席卷全球的左翼文化与社会运动的产物。英国文化研究学者从一开始就强调其学术领域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旨在质疑、批判现代社会与人文学科的基本理论预设和方法，其中展现了左翼后结构主义的自省和批判意识。就学科建制而言，文化研究的自省和批判意识是值得注意的。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强调其学科疆域和方法的不确定性，并以此作为其学术探索的一个前提。这是它与一般传统学科和多数新学科的主要区别。传统的人文社科学科，如文学、历史、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均强调学科研究对象、范畴、研究方法的严谨和确定性；较新的边缘学科，如文化人类学、人力资源学、经济地理学等，也力图确立本学科的研究领域与理论框架。英国文化研究的主要学者霍尔从福柯式的后结构主义观点出发，认为文化研究有多重话语，有多种不同的历史，一直是一组不稳定的话语形成(discursive formations)。②所谓的话语构成，指的是学术和知识体系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释和解决问题时所凭借的思维、推理、表述方式或范式、模式。后结构主义者认为这些方式、范式、模式的形成，不仅仅是启蒙理性主义者所描述的发现真理、认识真理的过程，而且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点社会关系的复杂互动的结果。学术和知识是社会互动的结果，是社会构成、历史构成。学术和知识因此总是真理与谬误并存，洞见与偏见互映。 英国文化研究从初创时就与左翼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有密切关联，其学术立场与倾向显露出鲜明的社会与政治关怀，即“世俗”关怀。在学术方法上，主张跨学科、多学科兼容并包，同时坚持鲜明的左翼批判立场。相对于以量化经验研究为主导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文化研究在方法论方面显然更加贴近以文本解读和阐释为主导的人文学科。英美和其他国家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也多半集中在文史等人文学科。英国文化研究的创始者们大多具有社会学和新闻传播学的背景。美国学者的背景则主要是文学、人类学等，也有在新闻传播领域从事传媒研究的，但他们跟从事以社会学量化经验研究模式为主的传播学，则泾渭分明。 文化研究英美学派具有鲜明的社会或世俗关怀，主要包括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关注当代的生活方式、大众传媒、流行文化与日常生活，关注身份问题，包括性别、种族、族裔，关注民族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全球化问题等。文化研究主要关注的对象是当代社会，尤其是都市社会的热门话题、敏感话题，具有强烈的现实感、时效性。其所关注的话题可谓包罗万象，从“宏大叙述”如全球化、现代性、后现代性到细微具体的话题如民俗旅游、时尚杂志、网络流行、嘻哈饶舌，无不纳入文化研究的视野。当代话题乃是文化研究的核心，现实感和问题意识是文化研究的基本特征。 在研究方法上，文化研究主张跨学科或学科交叉、历史化、语境化方法，强调问题导向(issue-oriented)而非学科导向(discipline-oriented)。美国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认为，文化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对包括经济、政治、哲学、历史在内的各种领域的整体社会关系的把握，是对各个学科的挑战，打破了学科之间的疆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尊重各传统学科的范式和原理，要去深入认识这些学科的内容，对它们的经验和实证的研究对象有完整的把握。他强调文化研究在方法上要结合人文的文本解读和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数据统计。格罗斯伯格提倡一种“激进的语境主义”(radical contextualism or contextuality)，认为文化研究是对研究对象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语境的关系作全面研究。③他在不同场合阐述了霍尔有关“串联/表述”(articulation)和特定的“关键时刻”(conjuncture)的概念，认为关键时刻和语境是文化研究的两大基本问题。他指出，所谓关键时刻是对社会构成的一种描述，是社会矛盾激化、集结、凝聚的时刻，是社会各种力量通过不同的实践(包括斗争和谈判、妥协)来谋求暂时的力量均衡的时刻。articulation这个词在英文里有双重意义，一是清晰表述，一是把不同的东西串联、连接起来，形成新的统一体。串联/表述理论则是一语双关，既考虑不同的意识形态在一种话语内是如何串联和表述的，也探究它们在特定的关键时刻是如何跟特定的政治主题建立连接和断开连接的。串联/表述的概念是讲意识形态与社会和文化力量、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关联性的，在霍尔的思想中，跟语言和话语的运作方式十分相近。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