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民族丧葬仪式中对“运”平衡观念的处理 ——对川中地区丧葬仪式中“找中线”环节的分析 肖坤冰，彭兆荣（厦门大学）/《民俗研究》，2009.1.179～189 在四川资阳保和镇农村的丧葬仪式处理过程中，下葬时找准中间位置——即将死者的骨灰盒或遗体置于棺材的正中，同时棺材必须置于墓穴的正中——受到非常郑重谨慎的处理。法师反复询问，反复调整位置，直到各房都没有异议为止。这主要是基于人们对“祖先”所带来的“福佑”的信仰。和“命”相比，“运”带有较大的机动性，它可以通过仪式、改名、婚姻等措施来补救，或者请法师、算命先生帮忙，通过一些人为的手段获得好运气。丧葬仪式中对“找中线”这一环节的重视，正是民间寻求好“运”的做法。因为“运”的可操作性和对现实利益的回报性，故而民间对墓地风水的选择、“找中线”等十分看重，通过“找中线”来平衡处理祖先与子孙，及其继嗣群分支之间的关系。法师借助“找中线”这一仪式手段使死者带来的“运”在其直系亲属群体中达到平衡，这也恰是仪式所具有的社会控制作用的体现。同时，汉民族丧葬仪式中对“运” 的平均处理原则是受到民间宗教的鬼神观念、宇宙观与其传统的人伦关系、宗法观念的诸多影响的综合性作用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视阈中的粗俗文化批判 ——兼论中国当代文化批评理论的方法论偏误 姜迎春（南京大学）/《浙江学刊》，2009.2.20～26 粗俗文化主要有三个特征：即粗俗文化的感官主义特征、“对抗一切理论”、披着大众的外衣以彰显自身的群众性和合法性。这三个特征是我们评判粗俗文化的基本依据。依据这三个特征我们可以将当代中国粗俗文化纳入文化批评的论域之中。有些文化批评不遗余力地为粗俗文化辩护，文化市场上粗俗文化的泛滥与文化研究上的去意识形态化结成了牢固联盟，这个联盟认为粗俗文化有其重要的历史作用，即认为如果没有以粗俗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大众文化的繁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与进步是不可能的；同时，正统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应当被消解的对象，因为它违背所谓的“人性”，人的此世存在、日常生活根本不需要这种正统意识形态的介入。这种文化批评理论存在着严重的方法论偏误。今天，我们认识和批判粗俗文化不能离开马克思对资本社会的辨证理解，这种理解的关键就在于马克思看到了现代社会文化矛盾的根源不在文化自身，而在资本矛盾之中，也就是说，粗俗文化是资本的矛盾性在文化上的反映。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如果离开了这个基本点，就必然要走上歧路。我们仔细观察现代粗俗文化的结构，就会发现，金钱与市场是粗俗文化的主要推手，粗俗文化在市场经济中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这是现代工业文明矛盾的表现。粗俗文化的泛滥使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理论与文化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反差，是理论出了问题，还是实践出了问题？亦或是理论和实践都出了问题？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绝不能重走西方文化的反叛主义、颓废主义之路。在当代社会，粗俗文化越是不断表现出它的顽固性，我们越是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应有基本的文化自觉。 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文化定位 ——兼与余秋雨先生商榷 葛红兵（上海大学）/《探索与争鸣》，2009.4.15～20 世博会的历史是一段从对工业革命的激赏、对新产品的推介而发展为对人类共同问题的思考、对未来命运追问的历史。适应世界潮流，办好具有中国特色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需要解决四大文化观念问题：第一，在“世界”、“东方”与“中国”之间找好平衡点。世博会是世界的世博会，应该以全人类的眼光、地球村的视野来审视，不能过分强调向世界展示“中华智慧”、“中国成就”，避免把中华民族城市化的智慧作为“成果”过分地渲染；用“东方”来自我指认，建立“东方”意识，可以避免“向西方看齐”“全盘西化”的思维，可以避免处处以西方为标准，避免丧失自我本根的危险，防止过分强调“民族”色彩，过分自傲，掉入狭隘民族主义的泥淖。第二，在“历史”、“当下”与“未来”之间找好侧重点。总体来说，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具有低技术高智慧的特征，风水文化是这种智慧的高度浓缩。我们为什么不能表现“风水”？！它是中华民族探索城市发展问题的核心线索，离开这条线索，我们怎么谈中华城市智慧？风水是中华民族探索城市发展的历史事实。我们应该尊重历史事实，一分为二地对待它，而不能抹杀它。有人拿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生拉硬扯，还要一一对应去解释中华智慧，却对真正的中华智慧的历史状况视而不见。第三，在“科学”、“技术”与“人文”之间找到结合点。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是一个人文性的城市主题，一个单靠科学、技术的发展无法解决的命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人文智慧。中华城市智慧具有独特的“技”、“态”、“道”三元结构性特征，这是西方智慧所不具有的。第四，在“国家”、“地方”与“未来”之间找好责任点。世博会是体现国家意志、展现民族形象的舞台，它当然同时也是艺术家个人的表现场所，但毕竟不是一个画家和设计师的“个人展”。它需要艺术家有强大的时代责任感和国家、民族意义上的大气魄、大思虑、大创造，艺术家应该把他的艺术灵感指向更为广泛的、更为深入的思想和知识的领域，自觉地把自己的设计和创意同时代整体的意愿、情绪紧密地结合起来，自觉承担起为大时代创造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