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9)01-0107-04 2008年，“山寨”一词频频出现于我们的视野，从山寨歌星到山寨春晚，从山寨手机到山寨影视作品……人们已经将他们对基于模仿而成的一切器物以及文化表现形式通称为“山寨文化”。西方学者诸如“威廉斯认为，‘文化’这一术语主要在三个相对独特的意义上被使用：艺术及艺术活动、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一种发展的过程”[1](P2)。那么很显然，山寨文化的“文化”一词是个极其具有包容性的词汇，它并不在上述三层意义上加以严格的区分。 “山寨”一词源于广东话，在广东话里山寨是山村营寨的意思，是指一个独立的封闭的与世隔绝的寨子。其流行是从广东某些地方和地方企业开始的，特别是东莞和深圳的城乡结合部地区，一些电子类、加工类小型企业，其中很多属于技术作坊类。这些企业有一定的自卫性和地下性，处于和外界联系的边缘位置、边缘状态。山寨产品活跃区域，往往是民间集资和乡镇企业的生存能力都比较强而管理又相对松懈的地方。产品输送终端往往是消费水平不高的地区，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法制管理难以严格的地区。这种发端于由民间IT力量掀起的产业现象，现在已经弥漫到文化产业，形成了一种汹涌之势，构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面对山寨文化，如何评判其文化的特质是时下规导山寨文化的关键。 一、山寨文化特质一：抵抗 研究文化，脱离不了文化与权力关系的研究视角，“无论是哪种解释，它们的共同点都认为权力与文化是无法避免地联结在一起的，文化分析不能从政治和权力的关系中被分离出去”[1](P21)。山寨文化在多元文化生态中与其他文化共生，它与文化霸权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1.在器物文化层面，山寨文化以现实的产品形式抵抗着已经获得品牌优势的产品，冲击着名牌产品的市场，与名牌产品争夺市场份额。作为一种亚文化，山寨文化的产生与通常意义上的亚文化不同，它一开始并不是以文化的典型意义出现，而是从器物文化层面开始的。它以仿制名牌产品的路径，以现实的产品渗透于市场，给普通大众直接的印象就是产品本身，普通大众根本没有意识到它的文化内涵，甚至于有的消费者就将其视作名牌产品。反观名牌产品，仅仅看它的文化意义，其成长的历程可谓非常艰辛，根本不可能一蹴而就。一个产品成为名牌产品，美誉度的培育有一个相当长的周期，名牌产品的文化诉求要达至深入人心，其实需要付出很多的代价，“尽管广告铺天盖地，仍有80%～90%的新产品以失败告终……”[2](P31)。因此，名牌产品高端的价格，除了它本身很好的品质以外，它的品牌维护需要花费极高的文化成本。在工业社会，产品的文化大众性内在地存在着不可名状的矛盾，“一方面，它是文化工业，必然受资本追逐利润的铁律所决定，也必然隐藏着中心化的、规则性的、霸权式的、一体化的、商品化的力量；另一方面，它为大众所有，必须服从大众的需要，他们有权使某些文化商品变成‘昂贵的失败’”[3](P104)。而这些矛盾，山寨文化产品可以忽略，短平快的生产、流通、消费，低廉的价格，鱼目混珠的产品，灵活的营销方式迎合了社会化的大众，满足了收入水平不高而渴望拥有名牌的消费者欲求，表面上高端产品的平民化决定了它与我们老百姓知识产权意识不强、法制观念淡漠的国情相契合。 2.在文化理念层面，山寨文化夹杂在文化多元的时空下，向业已建立起来的霸权叫板，同时借机建立自己的认同。首先，山寨文化表现了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的有意识抵抗。从我国社会所处的发展环境来看，社会转型以来随着多样化的社会思潮纷至沓来，裹挟着后现代主义色彩的社会思潮对普通大众的冲击力是巨大的。长期的中心化、主流化社会结构模式为后现代主义去中心化、边缘化、多中心、消解化、解构化，为民间催生山寨文化提供了外部环境，精英主义文化一统天下的时代显然不复存在，普通大众完全可以参与文化的创造，正是如此，山寨文化以解脱的轻松感平添了寄生性、投机性、自发性、自立性、流动性和地方性。其次，山寨文化以抵抗性的姿态向业已建立的文化霸权叫板。从山寨文化剥离出的文化理念便能够看到，当名牌产品一旦确立中心地位，显示出华贵典雅、卓尔不群的时候，当影视明星一旦蹿红、风靡一时的时候，其独一无二的地位即是获得了某种文化霸权，这种文化霸权潜在的利益是巨大的，名牌产品的价格让人望其项背而咋舌，当红歌星、明星的出场费更是天文数字，山寨文化的理念主观上是获取利益，但客观上抵抗着名牌产品与众不同的身份认同，向业已确立的文化霸权进行挑衅。但是，“‘文化霸权’绝不只是由统治者自上而下地强加给被统治者的权力，而是占支配地位的集团与居从属地位的集团之间‘谈判’的结果，‘文化霸权’确立的过程是一个以‘抵抗’和‘融合’为标志的斗争过程”[3](P75)。即是说，文化霸权的取得不是一劳永逸的，它是一种动态的关系，“霸权不仅仅是阶级制度，也需要共识。对一个特定的统治阶级而言，它必须要被赢得，为之努力，再生产，被保持，动态的平衡”[4](P39)。在“谈判”的过程中文化消费主体受利益的驱使，开始寻找可能的替代品和仿制品，作为向正规品叫板的筹码，山寨文化以平民化的低调开始与正式化的文化模板讨价还价，实际上它不自觉地扮演了抵抗正式化文化模板的作用。再次，山寨文化大行其道的原因是以一种新的路径解决问题，目的是为了构建自己的社会认同。在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非常明显，真实的不平等与社会意识形态意欲构筑的平等之间还有较大的距离，社会意识形态并不足以消解现实中的不平衡性，即便业已确立起来的霸权在现实领域的认同度也值得考虑。在霸权没有取得共识的情况下，对普通大众而言，于现实的窘境采取的策略就是以抵抗的方式构建一种与主流文化不同的亚文化，对社会—阶级的结构性问题提供想象性的解决方案，提供不同于学校和工作相反的有意义的休闲行动，构筑适合普通大众的集体认同。这一点无论从仿造性的产品还是所谓的“山寨歌星”、“山寨春晚”、“山寨排行榜”方面都能够得到彻底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