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源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已经成了西方学术界格外热门的话题，它广泛地渗透到文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各个学术领域，成为最具活力的学术思潮。近年来，我国也掀起了一个文化研究的热潮，众多学者纷纷从各自的学科领域出发，深入探讨与英国文化研究相关的各类问题。 然而，文化研究又是最含混、最难以确定的领域，迄今尚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在《文化研究的演进》一文中，柯林·斯帕克斯(Colin Sparks)指出：“要想精确地定义‘文化研究’是极其困难的。人们不可能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并且说在界线的这边我们就可以发现文化研究的确切范围。人们也不可能指出文化研究所特有的统一的理论或方法。众多源于文学批评、社会学、历史、媒介研究的观念、方法和关注焦点都聚合在文化研究这个便利的标签之下。”[1](p.14)斯帕克斯的论述表明，文化研究的定义、范围、理论和方法都不是完全确定的和唯一的。事实上，翻开文化研究的著作，人们可以发现许多不同的定义，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学术背景切入文化研究的领地，有时文化研究甚至给人以大杂烩的印象。① 文化研究的这种模糊性也影响到了文化研究的起源问题。虽然斯图亚特·霍尔说文化研究没有“绝对的开始”，但在考察文化研究的历史的时候，起源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不同的学者作出了不同的回答。由于“文化研究”这个术语诞生于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特纳在《英国文化研究》一书中认为文化研究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以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建立为标志。这种说法考虑的是文化研究真正进入大学，它成为一种正式建制的时间。霍尔在《早期新左派》中把文化研究的历史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因为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后来被认为是文化研究奠基作的《识字的用途》(1957)和《文化与社会》(1958)。 但是，在论述文化研究的历史的时候，许多学者包括威廉斯、霍尔都谈到了战后英国成人教育②对于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在接受《新左派评论》编辑部的采访时，威廉斯说：“我首先在成人教育课堂中考察文化的观念。”[2](p.97)后来他又谈道：“我们开始看见许多文章根据50年代末期的这本书或那本书而来追溯文化研究的诞生。一个字也别信它。有关艺术与文学及其与历史和当代社会的关系的教学观点的变化始于成人教育，根本不是发生于其他地方。”[3](p.162)威廉斯的论述表明了文化研究与成人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清楚地说明了成人教育对于文化研究的重要性。 一、成人教育与文化研究的奠基者 战后英国成人教育对于文化研究的价值首先在于它为文化研究的奠基者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 英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成人教育传统的国家，英国成人教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成立于牛津大学的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20世纪红色30年代，以工人阶级为主要对象的成人教育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战后英国民主思想高涨，教育民主化运动不断深入发展，教育机会均等的呼声越来越高，同时，战后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也为成人教育提供了动力。因此，在政府的引导下，英国的大学纷纷开设自己的成人教育院系。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一批后来在英国学术舞台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年轻人进入成人教育的领域，开始了其学术生涯。文化研究的主要奠基者雷蒙·威廉斯、查理·霍伽特、E.P.汤普森和斯图亚特·霍尔都是在战后进入大学成人教育领域，并长期任教于成人教育班级。威廉斯于1945年进入牛津大学成人教育机构，教授文学和国际关系，并在那里工作长达15年时间，直到1961年他进入剑桥大学；霍伽特于1946年进入赫尔大学的成人教育机构，担任成人教育的指导教师，教授文学课程，时间长达13年；汤普森则于1948年担任利兹大学的校外成人教育讲师，在那里工作到1956年；离开牛津大学之后，斯图亚特·霍尔也曾长时间在伦敦附近从事成人教育工作。 应该说，成人教育为这批学者提供了一个安身立命之地，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由于成人教育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阵地，是各种政治观点交锋的前沿之一，这些学者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就当时的各种社会问题展开激烈的论争，形成了各自的政治立场。 在战后最初的一段时期，学生的主要成分是工人，这些年轻的学者需要根据学生的需要和实际状况组织教学，表达自己的观点，企图以此引导学生，并以此作为参与当时政治的一种手段。同时，这些学者充分利用成人教育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充分利用成人教育提供的舞台，在教学过程中宣讲自己的专业知识与政治观点，把自己对时代问题的思考带进课堂，同时从学生那里获得反馈。经过多年的努力，这些学者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并适时地推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崭露头角，进而奠定自己在英国学术界，尤其是在后来的文化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不能说没有成人教育就没有文化研究的奠基者，但可以肯定地说，成人教育滋养了文化研究的奠基者，对他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位有着类似经历，长期任教于成人教育学院的理论家霍伽特、威廉斯和汤普森从不同的角度关注文化问题，强调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不断扩大文化一词的涵义，致力于消解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对立。尽管他们的观点有着这样那样的分歧，但他们的理论思考、研究方法、亲身经历为英国文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