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传统与“超越”哲思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9）02-0005-09

      近数十年来，国内讨论中西思想文化和宗教信仰时常引用的一个理念就是所谓“超越”。认为西方思想和信仰具有“超越性”，而东方思想和信仰缺乏“超越性”；或认为西方的属于“外在超越”，中国的则属于“内在超越”。① 我对这些说法，一直有所存疑。由于这一问题牵涉甚广，其中关于西方人在东西比较中对东方文化所持的“本质主义”偏见我已有些初步论析②，故这里主要针对中西宗教信仰和哲思理念的“超越性”来评述西方学者的一些论说和其所引发的问题。

      一、外在超越与内在变化

      西方学术界大多认定公元20世纪为“转向语言分析”的时代；范围由20世纪初的语法逻辑到20世纪末后现代主义的“文本论”。在这一视野上，从“内／外”的文本字义上说，既然已“超”已“越”，就是外在的了；一直内在的，只能称为“转化”或“变化”了。进一步地从本源本质上分析，任何“”既然已转变，便成为“异者”（the other）或异化为“”了；而“”和“”不同之处，便是“”超越了“”之处，亦即是外在于“”之处。不过，如果纯然是“自我转化”，则无论主体“S”如何变化，都仍然是主体“S”，无所超越。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S”指的是范畴性的主体（如“人”），S＝，……。指的是一具体的主体（如三十岁时的孔子）；由S变为，是由“人”变为“孔子”；由变为则是如“由三十岁而立的孔子”发展成“四十岁而不惑的孔子”。当然，由S变为也可以指从“人”作为一理念范畴转为具体的一个个人，如“孔子”，但这已是康德式的“西方哲学上严格论定的超越哲理”，而不是单纯的“内／外”文本字义分析了［如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日常语言分析”（Ordinary Language Analysis）］。在这一基准上说，西方所谓的“外在超越”，也不能完全没有主体“S”；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属于“自我的转化”——康德提出的“先验范畴／超越理念”（transcendental a priori categories）从观念划分而言是有异于“经验”的，因而外在于“经验”；但从观念运作和分析的进程（或黑格尔的辩证进程）而言，则这所谓“先验范畴／超越理念”也是与“经验”连为一体的（a continuum）③，因而也可以说是内在于主体“S·人”的：先于“经验材料”，但与“现实经验”同体共存——从观念或语言分析而言，没有“经验”便没有“先验”，因为“先验”是相对“经验”而来的。④ 不过，如果所论述的不是超越变化的主体“S”（，……），而是促使这超越变化之因“Y”，则这因“Y”无论在西方或中国的论述都是有异于“S”的，都是外在的。以儒学的“克己复礼”⑤ 为例：克己的主体是内在的“己”，但所复的“礼”则是外在的规范。一个是主体（S），一个是客体（Y）。如果“克己”本身也有赖于“礼”的理念为规范，则“克己”也属于外在超越了。“内在超越”一词在语意上是自相抵牾的。至于主体（S）与客体（Y）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哪个是始点或根基，哪个最重要，到底是谁在超越，如何超越，而又超越了谁？甚或如西方基督教义之有二主体：“S＝人”与“Y＝上帝”；或则“Y”外在（上帝为超越于人的主体），或则“S”外在（人是自外于上帝的罪人）。这才是旨意分歧之处。这是古今中西一直争议不绝的论题。⑥

      再从基本字义上说，西文“超越”（transcend）作为行动词，原义只是“超出”、“胜过”、“优于”。而真正从行动上说，“克己复礼”是很够格的“超越”了。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⑦ 这更是终生不断地无止境的自我超越的行为。超越的主体虽然是同一的“吾／S”，但是“所志于的学”、“所立的道基”、“所不惑的分寸”、“所知的天命”、“耳顺所闻的道”和“从心所欲而不逾的矩”，都是外在的“理／Y”。《论语·里仁》中所言“朝闻道，夕死可也”的“道”，更是大大地超越了人的生命本体。另外，就人所尊敬或崇拜的对象而言，“高山仰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⑧——“高山”是地地道道的一种“外在超越的指标”；高山本身是自然物，但在这里它是象征了外在超越的精神指标，和基督教的圣母画像、木头做的十字架、甚至生为人子而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之象征性是同一属性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指的则是远远地超越了自我（如果是自己一人所不能至）甚至是超绝凡俗（如果很多人都不能至）的层次了。西方基督教的上帝之所以为外在超越的象征，正是由于他是人所“不能至”的。至于上帝三位一体中的一个分身——生为人子的耶稣，已是有一半属于“内在的人本”，另一半则是凡人所“不能至”的超绝人世的神子。在这一层面上，中国人的超越和西方人的超越都有内有外，都有其相对性和绝对性。

      上面的论述，看似文字游戏，但牵涉到西方20世纪以来最重要的理念语言分析，超越了18—19世纪西方康德的理念分析和黑格尔的语意游戏。⑨

      二、西方学者对中国超越哲思的肯定

      关于西方思想信仰中具有“超越性”、中国思想信仰中缺乏“超越性”或只有“内在超越”的一些观点和理论（其实大多只是一些观点，很少有深入的分析和理论），大多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西化”过程中受到一些西方的观点和理论的影响或误导而来的。在此先讨论近年一些西方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正面论述。

      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波恩汉学派的宗师特劳策特尔（Rolf Trauzettel）教授在《从语言分析视野论中国人的本体论问题》一文中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高超的本体论思想，不过这一思想由于受到中文文字特性的制约，未能充分地表达出来（按：其实只是没有用西方语言的表达方式来展现而已）。⑩ 在中国出生的当代美国著名宗教学大师、著作等身的哲学家休斯顿·史密斯（Huston Smith）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超越观》(11) 中更认为，中国思想文化有着极为超绝的“超越观”；这“超越观”的层次太高妙超俗了，它超越了人间世俗语言所可能有效地充分表达的层次。休斯顿·史密斯还认为，中国人早在两千多年前便理解到“神圣”对“世俗”的超越性，中国古代哲人更进一步理解到人的“语言”（包括“语境”）的世俗本质，而理解到理念（理想）的层次越高妙，便越难用人的世俗语言来表达。(12) 如果古代中国哲人很少详尽地去论析超越理念的本质，这不是他们没有“超越的理念和境界”，而是他们心意中的“超越境界”太高了，越望越高——“仰之弥高”(13)，并且他们对表意的语言的属性与功能有很真实的理解——“言不可若是其几也”(14)，因而他们真诚地履行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正确认知和信念，表达出“予欲无言”(15) 的断语——那是“天”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