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范围广泛，视角独特，著述庞杂，但始终贯穿着一条文化理论的主线。其文化理论关键语包括：文化扩张、文化历史分期、文化超空间、文化意识形态、文化“他者”视阈等，它们共同构成了詹姆逊文化理论的总体轮廓，不仅回答了“后现代主义文化是什么”，而且也对“文化是什么”作出了一般性解答，并且是在后现代特定语境中所作出的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解答。 一、文化扩张：文化内涵的变迁 “文化扩张”是詹姆逊描述后现代文化的一种典型现象的术语。早在20世纪70年代，詹姆逊就发现后工业社会中语言学、经济、政治的行动方式同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到了80年代，他已经发现了后工业社会更为显著的特征，那就是“文化的扩张”。他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运行的逻辑中看到了经济与文化的交融与互渗，即一方面经济进入了各种文化形式，使艺术作品甚至理论都成了商品；而另一方面文化逐步经济化，文化商品在后现代社会的市场和整个日常生活中被消费。詹姆逊敏锐地感到，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消费品。因此，他明确指出：“在后现代主义中，由于广告，由于形象文化，无意识以及美学领域完全渗透了资本和资本的逻辑。商品化的形式在文化、艺术、无意识等等领域无处不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处在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且文化也就有了不同的含义。”① 詹姆逊正是在后现代社会的文化扩张中看到了文化内涵的改变。他指出，在后现代社会，“文化”的疆界被大大拓展，与以往侧重于精神特征的文化观念有了很大的区别。过去狭义的文化常常被理解为知识、价值、观念、思想等精神性的存在，是与日常生活相对立的，是逃避现实的去处，是诸如音乐、绘画或纯文学之类高雅的事情，这样便形成了具有独立性和自律性的文化圈层。但在后现代社会，先前具有自律精神的文化落入尘世，造成对各种事物的普遍侵入与深刻渗透，文化扩散到与总的社会生活享有共同边界。“如今，各个社会层面成了‘文化移入’，在这个充满奇观、形象、或者蜃景的社会里，一切都终于成了文化的——上至上层建筑的各个平面，下至经济基础的各种机制……‘文化’本体的制品已成了日常生活随意偶然的经验本身。”② 这就是说，文化已不再是一个纯粹而独立的领域，文化已经商品化、市场化、产业化、大众化，文化与经济、政治以及日常生活失去边界的隔离。文化的生产方式和存在形态已然发生了根本变化，文化工业的推动使批量生产支配了创造，商业价值成为衡量文化价值的绝对标准，文化的内在规律也演变为市场规律。文化的格局也随之发生重大改变，大众文化登上历史舞台，取代精英文化的霸权地位，精英文化消解于大众文化之中。詹姆逊对大众文化进行了历史的和辩证的分析，认为大众文化不同于过去的通俗文化或民间文化，它是通过精英文化来界定的，与精英文化同时发生，并有着辩证对立和深刻的结构上的相互联系。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美学生产裂变的孪生子或不可分离的两种形式。大众文化以复制方式广泛满足大众的需要，以拼凑的手段制造娱乐性，从而使受众获得某种快感。大众文化既隐含着对社会秩序的批判，实现着一种紧迫的意识形态的功能，同时又表达着集体最深层、最基本的希望，成为一种极端的乌托邦幻想的载体。因此，詹姆逊认为，在后现代社会，现代精英文化的伟大作品不再是可以用来衡量大众“低级”状况的永恒的标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正日益融合渗透，成为后现代文化这一更广泛的文化领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詹姆逊透过经济视阈对文化的审视，敏锐地描绘了后现代社会的文化景观，深刻地揭示了后现代社会文化观念的变化，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文化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二、文化历史分期：文化内容与形式的重新书写 文化历史分期是詹姆逊作出“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的著名论断的重要理论依据。 詹姆逊的文化历史分期思想深受曼德尔的影响。曼德尔在《晚期资本主义》中根据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以技术发展为标准对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进行了划分。他把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三次普遍的技术革命分为：1848年以来的蒸汽机机器生产；19世纪90年代以来的电力和内燃机机器生产；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电子和核能源机器生产。并依照这三次技术革命，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从马克思定义的古典时期即“市场资本主义”到列宁定义的帝国主义时期即“垄断资本主义”，最后是后现代时期即跨国的、以前所未有的商品化为标志的“晚期”资本主义。詹姆逊在曼德尔的理论刚刚发表后，就在《文本的意识形态》等作品中，明确把文化发展阶段与资本阶段“对应”起来，认为与市场资本主义时期对应的是现实主义文化，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对应的是现代主义文化，与跨国资本主义时期对应的是后现代主义文化。詹姆逊将“资本的分期化”深入系统地应用于“文化的分期化”，从而将文化的变化与技术革命、资本发展、生产方式的变化联系起来，使技术、资本、生产方式成为考察现代文化变迁的重要因素和三种文化形式一以贯之的重要内容。 詹姆逊强调“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其实质就在于把后现代主义作为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文化主导，既强调了现阶段向后现代文化过渡的断裂性，同时又突出了与以前的文化形式的连续性。他把后现代主义置于一个偌大的历史语境之中，不仅仅视其为一次历史断裂，而且视其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连续发展而逐渐积累起来的一个商品化的、更高级、更纯粹的阶段。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是以现代主义的一些残存特征和后现代文化的最新特征为先决条件的。 詹姆逊深入探讨了文化发展三个阶段的符码化形式，他借用德勒兹和伽塔里关于人类社会符码化分期的观点，并受语言学家索绪尔关于符号系统结构分析的启示，提出了文化分期各阶段的符号形式。德勒兹和伽塔里在《反俄狄浦斯》中以语言的尺度指出了特定的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叙述形式，将最初的人类社会（包括氏族社会和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界定为“规范形成”或“符码化”时期，此后的神圣帝国时代界定为“过量规范形成”或“多元符码化”时期，最后是再创造阶段的“规范重建”或“重新符码化”时期。索绪尔对符号系统进行结构分析，指出符号是由“意符”（或“所指”）和“指符”（或“能指”）构成的统一体。意符即一个字的观念意义；指符即声音、书写或印刷字。此外还有“参符”（或“指涉物”），即指符和意符指明的外在物体。詹姆逊在《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一文中指出，在现代的、世俗的、非神圣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时代，各种物化的力量使现实主义和外在参照物得以产生，因此，在现实主义时期，参符、意符、指符是相统一的，语言具有完整意义。但是当市场资本主义转变为垄断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时，这些物化力量发生辩证逆转，开始把参符、意符、指符分离开来，赋予符号本身和文化以一种（半）自治性，也就是说，现代主义时代是参符、意符、指符相分离的时代。而在资本主义后期，即后现代主义时代，参符消解，指符和意符分裂，指符成为随意自动的，语言的意义因此被完全弃置。语言是文化的最基本形式，詹姆逊通过语言的参符、意符、指符三者统一、分裂或消解状态的分析，深刻揭示了现实主义文化、现代主义文化、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符码化形式及其变迁，并为深入揭示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特征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