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9］03—0018—06 “文化研究”是当前国际学界最热门的研究思潮，作为“文化研究”思潮始作俑者的伯明翰学派也因此成为近年来国际学界关注的焦点。然而，2002年6月，该学派大本营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却突然遭遇了被关闭的噩运。这在国际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成为当年国际学界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关闭当然有着许多现实的原因，如经费紧缺、研究人员不足等等，不过其更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它理论上颇难逆转的困境。这一困境被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是由其日益强烈的“文化民粹主义”倾向造成的。本文将着力考察伯明翰学派“文化民粹主义”倾向的具体表现、形成原因以及理论局限，并对当代文化研究如何避免文化民粹主义做出初步的思考。 何为文化民粹主义？文化民粹主义的概括参考了政治学意义上的民粹主义，但与后者又不完全相同。政治学意义上的民粹主义出现在19世纪中后期的俄国，是当时俄国知识分子为反抗沙皇暴政而提出的。这种民粹主义的英文表达方式不止一种，最常见的是“populism”，可以直译为“民众主义”，强调民众代表了最先进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能够作为改革社会的先锋力量。与此相应，文化民粹主义也是由知识分子提出，也刻意尊崇和抬高民众的能力，只不过与民粹主义强调民众的政治先锋意义不同，文化民粹主义强调的是民众的文化先锋意义。所以，麦克盖根说，文化民粹主义就是“由一些通俗文化专业学人所作的知识分子式的界定，认为普通百姓的符号式经验与活动比大写的‘文化’更富有政治内涵，更费思量。”① 由此可以看出，文化民粹主义实际体现了三大特点：第一，文化民粹主义着力无限度地尊崇并抬高民众符号经验与文化活动的地位；第二，文化民粹主义力图摒弃精英文化的教化与影响；第三，文化民粹主义具有相当程度的空想色彩。 伯明翰学派的文化民粹主义起源于该学派学术领袖雷蒙德·威廉斯的平民文化观。理查德·霍加特紧随威廉斯其后从文化生产角度强化了其文化观中的平民意识，形成了文化生产角度的民粹主义；而约翰·费斯克则在斯图亚特·霍尔的带领下，从文化消费角度强化了威廉斯文化观中的平民意识，形成了文化消费角度的民粹主义。文化生产民粹主义与文化消费民粹主义由此构成了伯明翰学派文化民粹主义的两种主要表现形式。 文化生产民粹主义主要体现为从文化生产的角度张扬与尊崇民众的文化经验与文化活动，贬低精英文化的价值。霍加特分析了阅读报纸、郊区旅游、酒馆闲聊等大量20世纪30年代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与娱乐方式，并对这种文化大加称赞。他认为只有这些与工人阶级生活有机关联，由工人阶级亲身创造出来的文化才能够真正体现民众的观念、意志与情感，才是“真正的人民的世界”，是“理想文化”②。霍加特特别强调民众创造对于文化的意义，因此他对非民众创造却貌似民众创造的商业文化深恶痛绝，并做出了激烈的批判：以时尚读物、牛奶吧、电子游戏厅等面目出现的所谓“大众文化”绝不是民众的文化，它为了自己的商业目的不择手段，无时无刻不在欺骗、控制与强迫民众，“最后就是D.H.劳伦斯所形容的‘反生活’，充满了腐败堕落，不正当的诱惑和道德沦丧。”③ 很明显，霍加特追求的理想文化就是一种纯粹由民众生产、创造的文化，他将毕生精力都放在为这种文化争取合法权利上。因此，他必然对同这种文化相对立的精英文化持贬低的态度。霍加特以批判的口吻指出，工业社会中的文化并不是如精英文化暗示的那样，是一种特权，由某些文化精英守护并“自上而下”地传播。实际上，精英文化已经退出了工业社会文化生活的中心，对于后者已经没有决定性影响。 文化消费民粹主义则主要体现为从文化消费的角度张扬与尊崇民众的文化经验与文化活动，贬低精英文化的价值。霍加特强调民众通过掌控文化生产来创造纯粹、理想的民众文化，而费斯克则更加关注文化的消费领域，主张民众通过对不同类型的文化原材料的消费与解读，“再生产”出理想的、纯粹的民众文化。费斯克将此称作“符号的游击战”。费斯克对民众能力的信任与尊崇显然更甚于霍加特，因为在他这里，民众的力量似乎更强大，他们不需要刻意生产和创造自己的文化，只需要在文化消费中运用一定的策略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解构主流文化，建构自己的文化。这就进一步夸大了民众在文化活动中的能动性，也进一步加深了伯明翰学派的文化民粹主义倾向。既然费斯克对民众的文化创造能力如此自信，那么他对于同民众文化相对的精英文化自然是不遗余力地进行贬低。费斯克指出，“高雅文化”只是资产阶级为了进行文化统治而通过制度刻意抬高的文化，实际上，“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并没有实质性差别，只是不同种类的文化而已④，“高雅文化”并不比“通俗文化”更高明。费斯克理论中流露出的文化民粹主义倾向实际上要大大强于伯明翰学派的其他理论家，以至于有的学者建议不将他当作伯明翰学派的成员来看待，不过这一看法并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同。学界普遍认为，虽然费斯克与其他伯明翰学派的成员相比，对民众能动行为的强调要更激烈，但他的观点毕竟还是从伯明翰学派相关学者的理论中生发出来的，所以他还应该属于伯明翰学派。这样，我们还是采取尊重学界普遍看法的态度，将费斯克当作伯明翰学派后期的重要代表，将他的理论作为伯明翰学派文化民粹主义在后期发展的主要范例。 文化民粹主义的倾向能够在伯明翰学派内部生成，当然有上文提到的学理方面的原因，但也不可忽视其社会背景方面的原因。以霍加特为代表的文化生产民粹主义，随着伯明翰学派的诞生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当时的英国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较二战前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的迅速复苏与持续发展使得英国社会的商业色彩愈加浓厚，商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各阶层在商业平台上的平等交流，从而冲击了英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为整个社会生活带来了民主的气息。在这种民主气息的催化下，英国的工人阶级与平民阶层迅速崛起，开始努力争取自己在政治、文化上的一系列权利。与此相应，代表工人阶级与平民阶层政治倾向、文化趣味的通俗文化也开始蓬勃发展。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与文化背景下，威廉斯才提出了具有浓厚平民色彩的文化定义：“文化是整个生活方式”，“文化是平常的”。他希望通过对文化概念的重建来对抗以利维斯主义为代表的精英主义文化观念，并进而为工人阶级与平民阶层进行政治、文化上的代言。霍加特积极响应威廉斯的提议，专门写作了《有文化的用途》一书为“文化是整个生活方式”做出了实例论证，并在自己浓厚的工人阶级生活“怀乡症”的驱使下，对民众的文化生产活动做出了过度张扬，对与民众文化生产活动相对的精英文化生产活动进行了刻意贬低，由此产生了以他为主要代表的文化生产角度的民粹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