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随着中国问题意识的增强以及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不断界说，“关系”这一概念不仅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变为一个时髦的流行语汇，而且也成为研究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络的一个核心概念。① 从“拉关系，走后门”那个年代起，它的意义就跟负向的道德行为扯在了一起。因为通过拉关系，许多本不该得到的资源会因此而得到。比如单位分房子，与管房子的领导关系近的人，在别人分不到房子的时候自己也能分到，在别人都能分到的时候，自己分的楼层或者朝向要比人家好。这样看来，“关系”在中国人的社会中表现得特别重要，可以说在中国没有“关系”，你就会寸步难行。② 而大量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结果似乎也印证了西方社会是个体取向的社会，他们在基本的认知上也是依据个体的行为来判断个体的人格；而东方社会是社会取向的，所有的这类判断都是依据社会、情景和关系来作出的。③ 这种印象让西方的研究者大为好奇，虽然他们自己的国度、自己的文化里也有“请客送礼”、“拉关系”这类的现象，甚至更为严重，但是，在他们看来，在中国，关系的问题更为明显，更适于将其书写和刻画成为一种国民性。④ “关系”这个中文词与英文对应的一个词是“relationship”，但是国内外的研究者都不用这两个词来对译，而是用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推广开来的汉语拼音来直拼，写成Guanxi或guanxi，似乎隐含的说明就是，这样才能体现“关系”在中国的特殊意义。⑤ “关系”本来是指人跟人之间的一种交往方式，其中通过礼物来建立起一种互惠关系的做法在许多文化中都可以见到。⑥ 即使自我标榜为现代文明代表的欧美国家，亦难逃此一文化准则。那么，为什么单单要把中国拿出来当作是一种“关系的国度”而大肆渲染呢？这或许离不开西方对西方以外的人及文化的一种想像，这种想像又进而借助人类学田野民族志的描述这一合法途径而得以确证。 西方启蒙时代以后，神从天上被赶到了地上，尼采哲学出现以后，又宣布上帝死了。这样的隐喻式的历史变迁只能证明一点，西方的世界已经不再有神话了，他们希冀从西方以外的土地上发现满足他们想像力的神话，通过西方的传教士、探险家、汉学家、人类学家以及本土的研究者，来建构出一种西方“非我”的神话。⑦ 不论研究者标榜自己如何的客观，如何的讲求方法，都无法避免依照自己模样的对立面来建构这一神话。他们可以找到许多本土的语言或地方性的知识，并将其作为血肉充塞进西方设定好的骨架中去，比如我们找到了“孝道”、“面子”、“人情”和“关系”之类的语汇⑧，结果像插标签一样地把它们安插到抽象出来的特征化的中国人头上，由这样的做法所塑造出来的中国人，一举一动典型的是西方人观念中的非我，表面上是在说中国人，实际上则是在刻画西方人自己的对立面。⑨ 我们在找寻我们自己的历史和传统的时候，不自觉地已经陷入到欧美中心的叙事框架之中，我们依照西方人撰写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史的反面来撰写我们自己的历史和传统，因而后现代的历史学者才会发问，在欧洲中心的神话被打破之后，是否还有“历史”的存在？⑩ 在此意义上，所有西方人的对于异文化的描述的实质性都受到了质疑。 把“关系”一词安插到中国人的头上就是这一做法的具体表现，虽然还找不到明确的历史轨迹来表明“关系”这个词可能是近代以来的发明创造，但至少我们还不能够否定这一推测。我们古代的人或许把“人情往来”、“请客送礼”看成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很少会动用反思力来自我反思这种关系实践究竟是好还是坏。今天的社会则大不一样，或许是“五四”启蒙精神真的深入人心，要么就是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感的膨胀，总之，“关系”成为今天社会批评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以“关系”为纽带而把所有社会不良的方面都说成是我们文化中所独有的“关系”所使然，并天真地以为，这些关系的祛除，必然会带来社会风气的改良。 殊不知，对一种文化而言，某种制度与其他的制度之间是紧密连接的，相互的依赖关系使你极难把某一个因素从整体的文化中抽离出来，并将其说成是这个文化所独有的特征，我们只能说关系只有在文化中才有意义，世界上可能会有各种不同样式的“关系”，而非只有中国才盛产“关系”。 二、生产“关系”与想像性建构 对中国社会中“关系”现象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方面在中国大陆新的经济所有制形式的变革，使得原本在经济短缺的条件下所衍生出来的“拉关系”和“走后门”的文化实践，转换成了“批条子”、“跑批示”的“寻租—腐败”的话语批评。这个时候“关系学”的概念，成为社会交往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11) 另一方面，在中国本土以外的华人社会中，由于依赖转口贸易而带动的经济腾飞，使得传统的中国文化被重新书写，以应对经济快速增长而文化尚被标定为落后的尴尬境遇。这个时期，亚洲“四小龙”的概念得到发明，并被塑造成为可以与西方抗衡的东亚资本主义精神的象征符号。从本土的动因来解释亚洲的经济腾飞成为一种时尚，“新儒家与东亚现代化”的论题成为最具合法性的论述主题。(12) 而“社会科学本土化”的概念也恰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孕育而出的。(13) 这样的学术关怀使得具有本土意味的语汇，如“人情”、“面子”、“关系”等成为本土社会科学家分析的焦点。(14) 这些研究的一个共同结论就是相信，这些特质是中国社会的中国人所独有的，而且这些特质是中国社会文化史中比较稳定的要素。何友晖等人的研究则以“关系取向”来表征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精髓，与此相对的则是西方的“个体取向”。(15) 1997年的金融危机，使得“亚洲四小龙”的象征意义打了折扣。虽然，因应着全球化的挑战，本土化的概念得到重新的修订。(16) 但是，显然人们对本土化概念的信心也发生了动摇，不再相信经济发展与文化特质之间的对应关系，而是更希望从多米诺骨牌的全球化概念中去寻求新的解释。(17) 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不再被看成是一成不变的由稳定的特质所构成的集合体，而是一个过程，一个在全球范围内的文化接触中经历着不断的结构转型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一个文化实践的过程。文化实践概念使得旧有的本土化的特质分离的研究范式受到挑战，研究者的主体性和被研究者的客体性之间不再是研究与被研究的关系，而是一个互为主体的过程。(18) 此时，研究者被要求从当地人的观点来看世界，而不是从自己的主观建构来看问题，最终还要有对本土学者自身学术实践的反省。(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