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生态学的文化张力与人类价值 王岳川（北京大学）/《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1.38～45 深生态学的概念为挪威哲学家奈斯于1982年首次提出，其核心是从人类精神史的深层生存视角出发提出人类何处去的关键问题。它是一种有深度的生态哲学，是在思考人与世界关系或人类与非人类的深度关联中升华为“人类性”思考的生态智慧。深生态学呼吁切实抛弃“人高于自然”的中心主义等级观念，提倡人与其他物种“众生平等”的观念，遏制为了个人的贪婪而将地球引向毁灭的境地，从而挽救地球生态和人类未来。生态文化问题是一种跨学科的人类与自然的命运考辨，是从人类反思自然生态后进而反思文化生态开始的。这种生态自然观使得西方人在现代性问题上意识到不能再盲人瞎马了，返身而诚开始研究生态文化、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生态艺术。这意味着被现代打压的传统艺术应该重新加以评估和阐释其人类心灵价值。我们必须冷静地思考人类未来是否可以将东西方文化中精神相通的要素整合起来，在真正的文化生态整体创新中，拿出巨大的心智和勇气着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精神生态失衡问题。 博物馆与非物质文化保护 宋兆麟（中国国家博物馆）/《河南社会科学》，2008.11.16～19 无论是政治、学术需要，还是从国家博物馆的职能来说，保护非物质文化都是国家博物馆应该肩负的重任。目前非物质文化保护还有一个很大的缺口，有关非物质文化的实物或近代民俗文物没有人抓，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国家博物馆应勇于承担，当仁不让地挑起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的担子，主要是抓没人能干的、又处于空白的近代民俗文物征集以及相关的展览工作。建议成立一个中国国家博物馆下属的“非物质文化研究所”或“民俗文物研究中心”之类的机构，汇集一些人才，专门从事这项工作。还应该争取一些保护项目，特别是民俗文物的征集和相关展览。 文化研究的出身与学科地位 徐德林/《中国图书评论》，2009.2.78～85 文化研究在其发源地英国首先是作为一门反学科或跨学科性质的学科而诞生、存在的。经过1964年以来的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文化研究已然显现出了自己在人文学科中的不可替代性；其学科合法性已然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文化研究被舶来中国2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必须思考的是：我们是否应该停止质疑文化研究的学科地位或学科合法性，比如认为它仅仅是文学研究的一种路径，或者至多是一门亚学科？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争是必然和必须的，但在参与论争之前，我们必须以更加包容的心态从自己所在阵营内部进行反思，反思自己的困境及其原因、出路，而不应抱着你死我活的思想棒杀对方。唯有如此，我们方能见到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双赢，进而推动文学研究、文化研究乃至所有人文学科的发展。尽管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有着一些共同的领地，但文化研究自诞生之初便是独立于文学研究的一门独立学科。文化研究已然造就的半个世纪历史，正是其学科地位日益巩固的历史。当下智识领域中的诸多理论及方法论、主题、问题系已经或正在被纳入文化研究之中，诸多学者与评论家正不亦乐乎地标识自己的文化研究身份或利用文化研究来为自己夺取话语权，但我们必须知道，文化研究走进校园及学科化并不意味着它对自身政治诉求的放弃，或者说演变为一种纯粹的学院政治。正如霍尔所说：“……文化研究中心是光天化日之下的对话无以为继时我们退隐其中的一方土地：它是别样手段的政治。” 赣南客家围屋的文化内涵 龚建华，余悦/《中州学刊》，2009.1.164～169 围屋是赣南客家地区的标志性建筑，分布范围广泛，影响深远。从“筑”的角度看，围屋有十分突出的防御性能、高度聚居的庞大形制、独特的造型和古朴的风格以及高超的版筑技术。从“居”的角度看，围屋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血缘向心力的物化形式和向心内聚的空间布局。从“思”的角度看，围屋是权力机制化的中国式体现。赣南围屋在保持客家社会顺畅运转中表现出独特的范式意义。它通过身份位置的对应型塑着个体，并以此为基点长期地影响一个既定的社会包括它的许多次团体。这个“整体的、一致的、宏大的”理想范式的代表，随着现代化社会的到来，自然也到了成为标本的时候。从标本的意义上来回望赣南客家围屋，它是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是古代客家人思想智慧和文化素质的结晶。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它很好地满足了客家人的基本生活需要、生理需要、心理需要和社会需要，并且形成了自身独具魅力的人居文化。围屋不再单纯是人之居，而成为人之思之所在，成为客家人浸染自身传统、习得客家文化的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