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抗体：文化自觉的内源表达 所谓现代性，是指近几个世纪在西方形成的以一整套价值理念为基础的一种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欧洲中世纪以后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三大运动是现代性理念的最重要来源。经过这几场历史运动，西方社会制度、科学技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主要领域均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在许多关键方面，现代制度与前现代的文化及生活方式的所有方面都是不连续的……现代世界是一个‘快速飞逝的’世界：不仅其社会变迁的步伐比以前的所有体系都更快，而且其范围和深刻性也与以前迥然有别。借助这些，现代性影响着预先存在的社会实践和行为模式。”① 因此吉登斯说“现代性是一种冒险文化。”而“受过教育而有辨别能力的公众是必需的。”② 现代性显然包括了整个社会文化良好的内在整合性、匹配合理性、结构稳定性，外来文化难以对其构成为侵蚀性的因素，而只能成为刺激和丰富文化之客观因素。 现代性向非西方社会展示的力量，通过近代以来西方的对外冲击，形成强烈的典范作用。非西方国家纷纷梦想进入这种境界。在东方，日本是欧美以外唯一获得了现代性的国家，虽然迟于欧美百年。近代日本在受到美国的侵略威胁后，实施了1885年福泽谕吉（1835－1901）在《脱亚论》中提出的“脱亚入欧”文化战略。而福泽谕吉在表达其思想的时候，便将西方文化的传播，比作“像麻疹的流行”，其实是一种符合文化生物学的观察和思维方法。福泽谕吉说： 对于东方国家的当务之急来说，此文明的东渐之势十分强劲，如果下定决心来阻止它的话，这样做倒也不是不行，但观察当今世界的现状，就会发现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莫不如与时俱进，共同在文明之海中浮沉，共同掀起文明的波浪，共同品尝文明的苦乐，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文明就像麻疹的流行一样……当前不但不应阻止文明，反而应尽力帮助文明的蔓延，让国民尽快沐浴文明的风气，这才是智者之所为。③ 于是日本迅速进入接纳西方文化、帮助西方文化蔓延的全盘西化轨道，使国家实力迅速提高。尽管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坚持“脱亚入欧”和“洋学和魂”并举，但还是出现了民族文化流失及冲击亚洲文化生态等问题，④ 成为现代日本思想界提出反省的一个重要课题。 伴随这些反思的，是当现代化过程发展到一定阶段，一种令西方始料未及的现象也在东方出现：“现代化所带来的非西方社会权利的日益增长，正导致非西方文化在全世界的复兴……当非西方社会经济、军事和政治能力增长时，它们就会日益鼓吹自己的价值、体制和文化的优点。”现在，令西方人感到刺激的是：“东亚没有将其经济的迅速发展归因于对西方文化的引进，而是归因于对自身文化的伸张。他们论证说，他们之所以正在取得成功，就是因为他们与西方不同。”⑤ 前些年人们津津乐道的亚洲“四小龙”现象的内源文化解释，⑥ 就是很好的例证。而现在中国经济的连续高速发展和本土文化意识的觉醒，则引起了西方的不安。 西方的现代性在中国的延伸和扩张，也在从1919年之后呈现出一种不断加剧的趋势。对西方文化产业文化本性的中性化理解，似乎是过去20余年中国现代化过程对西方现代文化借鉴态度的伴生现象。为了“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中国在过去的20多年里大量引进外国文化产品，成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甚至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由于这一阶段中国以经济快速发展为要务，本土文化建设则成为薄弱环节，且缺乏文化经营意识，致使这些外来文化产品在中国得以长期保持了一种“中性化”的表象，其功能亦仅仅强调满足民众消遣之需求。在中国，这个相当长的唯物质主义的经济拓展过程，客观上也弱化了对文化的认识，使外来文化的本质属性在这种物质需求的满足中被遮蔽，进而在事实上淘换了中国文化发展的许多机遇和空间。 但内源文化作为一个国家文化生命之“根”，植根于民众。随着经济发展的深入，中国民众的本土文化意识逐步上升。 20世纪80年代，通过对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意识变化的考察，费孝通先生提出了“文化自觉”（cultural consciousness）理论。⑦ 这一理论符合生物学对高级生命成长过程观察所得出的许多重要结论。根据生物学原理，生命系统具有自组织性、自适应性。生命系统抵御外来微生物的侵袭，即发生“应激反应”，⑧ 依靠其内部机制产生“抗体”⑨ 来应对。抗体是内源性的，并根据外来侵袭因素（抗原）的强弱而自行调节抗体的产生量，因而是持久可靠的。 文化犹如生命体，需要有“抗体”来形成对外来侵袭的某种抵抗力，以此来证明和维护自身存在的合理性。文化生物学使我们可以把文化作为一个有机的生命系统来考察和思考相关问题。作为一种生命系统，文化同样具有类似于“自我意识”的自我反映与反馈机制或能力，为此，在“文化自觉”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的结果，“文化抗体”（cultural antibody）概念的提出在讨论文化存在由“自在”向“自为”的转变正相匹配。 文化抗体是使文化机体在受到外来文化侵袭和冲击时得以自我保护和延续的内在反应机制。文化机体对外来文化侵袭的应激反应能力，是文化能否抵抗外来因素侵袭、与其他文化共存于世界文化生态之中的最重要保障。而这种应激能力并非自主产生，而是外来侵袭因素即“抗原”刺激作用的结果。可靠的文化抗体决不是简单反抗外来因素，而是与外来因素发生结合，成为文化的前沿地带，带动着文化机体对新要素的不断更新的选择，而选择是文化内部各种观念与外来因素相互作用之逻辑过程的结果。正是这些互动过程产生的新观念，构成为具有抵抗能力的机制。甚至在具体的社会个体内部，可能在一定时期内会构成内部矛盾：外部环境的诱导与内部观念系统之间构成的判断逻辑冲突。但毫无疑问只有产生自己的思想体系，文化机体才能得到生存发展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