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特曼与巴赫金是前苏联的两位享誉世界的文艺理论家和文化学家，他们的研究领域都同时广泛涉及哲学、人类学、文化学、文艺学、美学、语言学、符号学等多门学科，几乎囊括了人文学科的所有领域，他们的研究范围之广，理论观点之新，世界影响之大可以相互媲美。与此同时，他们也被赋予了众多的称号：文艺学家、语言学家、符号学家、美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文化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等等。在这些不同的称号中，巴赫金喜欢自称为“哲学家”，① 而洛特曼则偏爱“文化历史学家”的称号。正是因为巴赫金与洛特曼的理论是建立在不同学科间的广泛对话和文本间性的基础之上，所以对巴赫金与洛特曼的文化研究进行流派的划归是极其困难的，但我认为这也正显示出了他们的理论的深厚根基和强大的生命力。就其文化研究的主要特点而言，我认为可以把巴赫金的文化理论看做是文化文本的哲学研究，而洛特曼的文化理论则可以归结为文化文本的符号学研究。就其理论渊源来看，在后期的文化符号学研究中洛特曼明显地受到了巴赫金文化理论的影响，他们二人的文化理论之间充满了活跃的对话关系。 一、结构主义者与非结构主义者 叶戈罗夫在《洛特曼的生平与创作》一书中提到，巴赫金经常会用“我不是结构主义者”这句话来划清自己与塔尔图学派和洛特曼的界限，这从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巴赫金对洛特曼的态度。从学术观点上来看，巴赫金对俄国形式主义和苏联结构主义从总体上是持批判态度的。作为形式主义者的嫡传弟子的洛特曼，虽然其学术生涯起步于俄国形式主义已陷入历史沉寂的时期，但是在巴赫金那里难免会被一并贴上形式主义的标签。在巴赫金以朋友的名字发表于20年代的一些著作中其批评的矛头就指向了俄国形式主义。巴赫金以文艺社会学的观点就形式主义的方法论和割裂文学作品与现实生活的联系以及忽视文学作品中的意识形态性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并将形式主义的批评方法称为学术上的“萨里耶利主义”。按照巴赫金的观点，文学作品的形式不能仅仅归结为修辞手法的机械堆积，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概念，它必须包含审美要素。 形式主义否定对艺术形式的这种理解，把整个形式的研究归结为记录分散零碎的布局结构。换言之，形式主义者只知道布局安排，却不知道大厦如何建构，用砌砖的问题偷换了建构问题。② 不仅如此，巴赫金还在《人文科学方法论》一文中非常直接地表达了自己对结构主义研究方法的不满，在巴赫金看来结构主义是在封闭的文本中探讨问题，而这与巴赫金的开放的文本观恰恰是背道而驰的。巴赫金认为对文本结构的封闭式研究实际上是割裂了文本与语境的联系，并导致了文本对话性的消失。对于巴赫金来说，主体、文化、语言、文本、话语、表述、理解等无不处在交往与对话之中，他特别强调了自己对《叶甫盖尼·奥涅金》多语性的解释与洛特曼对该文本多种结构的分析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他批评洛特曼的研究方法是“一贯始终的形式化和非人格化：一切关系均属逻辑（广义的理解）性质。而我则在一切中听到各种声音和对话关系。我同样以对话的方式来看待增补原则。”③ 巴赫金在这里所提到的洛特曼的文章是指洛特曼发表于1965年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艺术结构》一文。洛特曼在这篇论文中用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方法深入地分析了文本中的词法旋律、句法旋律、修辞、人物、情节、思想等多种结构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把普希金的《奥涅金》的多语性理解为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重新编码。针对巴赫金的这种观点，钱中文先生评论道，“对结构主义文论的评说，从其对话的观点来说，可能如此，但总体上说，可能未免绝对了些。洛特曼的结构主义文论，后来趋向于文化学问题的探讨。”④ 的确，洛特曼的文艺符号学理论受到了俄国形式主义的影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形式主义就是洪水猛兽，任何文论都必须与之划清界限。任何对形式主义的全盘否定和对结构主义的断然拒绝的做法都是不够客观的。也许正是由于洛特曼是更多地看到了这两种批评方法的优点，而巴赫金则是更多地看到了它们的弊端，所以才导致了他们二人对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如此截然不同的态度。 对于结构主义洛特曼有着自己的理解，他在《结构诗学讲义》一书中谈到： 结构主义研究的特征在于，它并不意味着在要素的独立状态或其机械的结合中审视个别要素，而是确定诸要素相互间的关系和它们同结构整体的关系。它与研究系统及其组成部分的功能特点密不可分。⑤ 洛特曼的结构主义文艺学虽然注重文本结构的分析，但并没有因此割裂文本与历史文化语境的有机联系。洛特曼在《文艺学应成为科学》一文这样写道： 结构主义不是历史主义的敌人，不仅如此，必须将单独的艺术结构（作品）看作是更为复杂的统一体的构成要素，这些更为复杂的统一体就是“文化”和“历史”。⑥ 在出版于1973年的《艺术文本的结构》一书中，我们可以发现洛特曼对文本的结构分析始终是与文学传统、社会历史状况和文化语境等因素结合在一起的。另外，洛特曼通过引入外系统、外文本等概念从理论上打破了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壁垒，这也成为洛特曼结构主义文艺学研究的一大特色。就洛特曼在20世纪60年代的文艺符号学研究来说，我认为可以把这一时期的洛特曼称为结构主义者。然而，如果把研究视域扩展到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领域，我们就会发现洛特曼不只是一个结构主义者，他还是一个后结构主义者。 如果我们把目光仅仅停留在巴赫金对俄国形式主义和苏联结构主义的批评上，就容易导致一种误解：巴赫金学派和以洛特曼为代表的苏联结构主义符号学派之间似乎水火不容。事实并不是如此简单。巴赫金虽然对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不感兴趣，并且还刻意地与雅各布森等结构主义语言学家保持距离，但是后来他对洛特曼的态度却有所转变，并对洛特曼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研究成果给予了充分地肯定。巴赫金在答《新世界》编辑部问时，从整体上评述了苏联当时的文学理论现状和问题以及近些年文艺学理论界新出现的最令人欣喜的重大现象，除了H·康拉德（1891－1970）的《东方与西方》，利哈乔夫的《古俄罗斯文学的诗学》之外，巴赫金还特别强调了由洛特曼领导的一批青年学者所编辑的《符号体系论丛》（1－4辑）。“我在上面提到的近些年来优秀的文艺学著作，即康拉德、利哈乔夫、洛特曼及其学派的著作，尽管方法论上有所不同，都同样不把文学同文化隔离开来，而是力求在一个时代整个文化的区分的统一体中来理解文学现象。”⑦ 由此可见，巴赫金不仅对洛特曼的文艺符号学研究给予了充分地关注，而且在巴赫金的眼里，洛特曼这位优秀的文艺学者所带给苏联文坛的巨大的影响力也是不容忽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