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561.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08）06-0073-08 英语词汇“representation”（与法语的represéntation和德语的Darstelllung相对应）的日常用法非常丰富，作为一个哲学、美学和文学理论概念，国内译者通常根据不同语境将其译为“表象”、“再现”、“表述”，有时也译为“表现”。尽管这些译法有差异，但其基本涵义仍然围绕着汉语“再现”一词的语义圈，即“再次呈现”、“描绘”、“展现”某事物。我们可以把广义的“再现”简单地概括为：“再现就是呈现了某物……所以词语、句子、思想和图像也许都被视为再现，尽管它们呈现事物的方式全然不同。”[1](P22)这一概念探讨的是人类的知识、语言、艺术能否或以何种方式“准确呈现”世界的真实面貌（真理、本质）的问题。长久以来，西方大多数传统哲学家都认为人类语言和知识的任务在于模仿、再现和反映“外在于”它们的事物的真实面貌，并以此作为语言完美性和知识（真理）可靠性的标尺。就此，美国当代哲学家理查德·罗蒂把传统西方哲学称为以认识论为中心的“镜喻”哲学，而“再现”概念则是这种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 在20世纪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经历了“语言学转向”、“后现代转向”之后，再现这一古老的话题在新的理论语境中被重新讨论，许多当代西方理论家和学派在各自的理论框架内赋予了再现概念全新的内涵并形成了一系列相关的理论话语。总的来说，推动20世纪西方哲学两次转向的许多理论家颠覆了再现论的语言观和真理观，从而导致了再现概念的“语言学转向”和“后现代转向”。英国伯明翰学派领军人物斯图尔特·霍尔充分吸收了索绪尔、罗兰·巴特、米歇尔·福柯、路易·阿尔都塞以及雅克·德里达等人的理论精髓，把原本属于哲学认识论的再现（representation）概念转换为结构主义符号学与“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相结合的“表征”（representation）概念，从而实现了再现概念的“文化转向”。霍尔在其文化研究和批评实践中，以表征概念为基石，形成了一种系统的文化表征理论。 近几年来，国内将“representation”翻译为“表征”的做法越来越多。这种译法主要见诸“文化研究”、媒介研究以及有关福柯、德里达、理查德·罗蒂等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一些论著。另外，国内有关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及少数族裔文学文化研究的一些论文也频繁地使用“表征”一词。这不仅仅是翻译方式的转变，更体现了当代理论界对于再现问题理论观点的“范式转换”，而中文译法上的变化与分歧正标志着中国学者对这一转换的思考和反应。问题的关键不是在“representation”的译法上玩耍，而是要厘清其内涵的变化。国内已经有许多学者开始探讨文学文化表征中的身份认同、刻板形象和话语权力问题，但是，他们在理论分析和论证中大都采用了正确再现与错误再现的认识论视角，并表现出方法论上的混乱。霍尔的文化表征理论和批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蓝本，对其进行梳理、建构和延伸将有助于把表征观念与再现观念严格区分开来。在再现论、能动反映论思维占垄断地位的中国学术界，表征观念不失为一种思维和研究范式的替代性选择，它将提供一种全新的理论视野，开启一系列全新的论题。 一、表征与文化意义的生产 霍尔通过表征概念来讨论事物文化意义的来源问题，并认为事物本身没有意义，事物的意义是由语言和其他以语言方式运作的各种文化符号所生产和建构的。在具体的论述中，霍尔以不同的方式定义表征概念。首先，“表征是在我们头脑中通过语言对各种概念的意义的生产。它就是诸概念与语言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使我们既能指称‘真实的’物、人、事的世界，又确实能想象虚构的物、人、事的世界”[2](P17)。简单地说，表征是一个把各种事物（包括现实存在的和想象虚构的）、人们头脑中的概念图和各种语言文化符号这三个要素联结起来的过程。这里存在两个“代表”系统。在第一个“代表”系统中，人们头脑中的概念图“代表”各种事物；在第二个“代表”系统中，各种语言文化符号“代表”人们头脑中的概念图。其次，“我们所说的‘表征的实践’，是指把各种概念、观念和情感在一个可被转达和阐释的符号形式中的具体化。意义必须进入这些实践的领域，如果它想在某一文化中有效地循环”[3](P10)。结合霍尔文化表征理论的整体，我们可以把“表征”理解为：通过语言及其它文化符号言说或代表某个事物，并生产与这一事物有关的某种文化意义与价值观念；并且，表征参与了整个文化意义与价值系统的生产、增殖、交换与流通。 用语言描述或评论某个事物，生产一套有关某事物的知识；创作一首具有意境画面的诗歌或一个具有人物和情节的小说；绘画、雕塑、电影电视等文化艺术实践，甚至包括设计一个玩具娃娃的形象……“表征”包括我们惯常称为“再现”的各种语言文化行为，或者说，两者指向相同的语言符号活动，只是二者对这些符号活动的本质作出了不同回答。初看起来，“某一再次呈现特定事物的语言文化实践是通过符号生产和传达意义的过程”这一观点，似乎是老生常谈。但是，较之传统的再现观念，霍尔的这一命题具有全新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旨趣：从理论基础的角度看，表征观念基于有关语言、意义与世界之间关系的结构主义、反本质主义和历史主义阐释；从分析旨趣的角度看，亦即表征观念把传统认识论语境中的真假再现和再现方式的问题，转换为“文化研究”中的意义生产和意义流通问题。 在西方哲学与社会科学发生“语言学转向”之前，人们一直认为，意义来自于事物本身，人类语言的功能只是正确或错误地把它“找到”。这一传统观点逐渐为推动“语言学转向”的哲学家们所质疑和抛弃。其中，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在其名著《人论》中指出：“一个符号并不是作为物理世界一部分的那种现实存在，而是具有一个‘意义’。”[4](P72)符号以其“非物理实在性”而属于文化的意义世界，成为人们建构意义和阐释世界的工具。因为，人类不能用“现实的桌子”去思考，而只能用“桌子的符号”去思考。文化是一个符号之网，它把人类经验编织成意义的网络。换言之，人类通过符号来建构经验世界的意义。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则更为激进，它认为人类语言不是外在世界的“镜子”，“意义”并不存在于事物本身，而是由语言内部的“差异”结构所建构。霍尔继承与发展了结构主义的“差异”概念，他认为人类语言和文化就是以“差异”为基础的分类系统：“文化取决于给予事物以意义，这是通过在一个分类系统中给事物指派不同的位置而做到的。因而，对‘差异’的标志，就是被称为文化的符号秩序的根据……‘差异’对文化意义是基本的。”[5](P238)现实事物并没有什么自然存在的“特性”和“本质”，它们只有经过特定的分类系统才能获得自身的意义：“换言之，物体本身并没有意义，在分类系统中只存在着一个物体与另一个物体之间的对应关系。”[6](P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