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四街区，隶属于东城区管辖，它北起平安大道，东邻东二环路，西至东四北大街，南到朝内小街，区域外形呈长方形。东四街区以朝阳门内小街为界，划分为东、西两片，东片部分已在危改和拆迁后被建设成为现代化的楼房，而此处的明清时期皇家仓廒旧址也被打造成南新仓文化休闲街；西片的头条至九条胡同，除头条、二条、九条胡同因地铁占用已不完整外，其他胡同在外貌上基本保持老北京城区的传统格局。走入东西走向的胡同，院落外墙部分已被仿古色调的青灰墙漆涂饰一新，较为规整和气派的宅门不仅装点着老城区胡同的整体风貌，也彰显了京城古代建筑的审美旨趣。平房院落是胡同的基本单位，除却几处保护完好的四合院落外，其他基本上已成为城市居民的大杂院。在大杂院里，内宅院落空地被随意搭建的简易瓦房所占用，狭窄又低洼不平的过道里堆放着例如煤池子的生活用品，如果细致辨认的话，依稀可见的走廊和帘门还隐约中透露出院落往昔的历史痕迹。 奥林匹克示范社区的称号是东四街区的荣耀，也是东四近几年得以快速发展的坚实依托，此地醒目的标志性建筑物——奥林匹克社区体育活动中心和奥林匹克社区公园，是现代东四街区最为典型的符号象征，它以人文奥运、和谐社区为主旨，成为街区交往体系所创设的社区时间和社区场所，不仅提升了东四形象，也成为官方和媒体的关注对象和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那么，在奥运会这一重大事件下，已有六百余年历史的传统城市街区，如何在国家意识与地方街区的互动中被一步步规划和改造，而这种以居民日常生活为主线的城市空间能否被再造成为一种典型的景观，或被纳入活态博物馆体系，这些疑问是本人试图通过田野调查来解答的。然而，在调查东四街区时，上述疑问却遭遇到了诸多尴尬，除了东四胡同中的居民在模棱两可地确认东四为奥运社区，而其他居民对东四奥林匹克社区却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① 反而，调查中，面对着平房院落的大规模改造，在此居住的老住户们不断叙述着街区的历史，性情古怪的旗人房产主、盛极一时的隆福寺庙会、九道弯胡同转变为错综复杂的五条胡同，消逝或被掩盖了的历史在回忆中得以呈现，虽然十分零散且有添加的成分，充实了街区鲜活的可想象空间；个人在街区中的生活史也成为老住户陈述的一部分，他们回忆建国前后经朋友介绍从东皇城根搬迁至此的情形，回忆文革时期房产没收后的忍气吞声，回忆改革开放后房产逐渐归还的喜悦，而面对当下大规模的“民居修缮工程”等，久居此地的老住户心态却各有不同。因此，对于本文来说，“奥运”作为非常时期的特殊事件，它的意义在于将传统街区打造成现代化“奥运社区”的过程中，也为街区社会关系的展现、历史脉络的追踪及历史遗留的解决提供了一次较好的契机。 根据逻辑顺序，本文将分别以东四街区的历史追忆和现代重构两部分展开。前一部分通过各种文献材料——明清北京志书、文人笔记、清代北京房契、民国户籍调查、建国后东城区档案等文献材料，结合东四街区的田野调查，在注重文献与田野持续互动关系的基础上，对京城独特的街区聚落形式进行微观的历时性考察，强调街区生活空间在社会变革、经济波动、人口流动等多种因素作用下的变迁过程。后一部分为街区的现代重构，它是建立在前一部分的基础上，即对历史脉络和历史累积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后，才能在历时性的比较中获知现代街区遵循着何种规则进行重构。在后部分内容中，若干官方文件与街区住户的口述访谈构成重要的资料来源，如果说在使用官方文件时，需对其隐含的官方意识和官方话语加以辨析的话，那么，住户以亲身经历和真实感受来解说已逝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更接近于历史真相。无论是街区历史追忆或是现代重构，住户是维系街区传统和持续性的重要纽带，因此找寻城市社会中很少被载入历史史册的住户生活史，是本文使用民俗策略进行街区分析的视角和理论依据。 一、东四街区历时发展脉络 街区，在明清北京志书中被称为街坊、街衢、坊巷等，它首先是城市行政建置的基层单位，通过划定某一区域范围，将一定数量的人口与房屋相结合编入户籍并明确身份，以便进行统一且有效的规范和管理。街区也是物理空间的概念，清晰的地理边界把城市分隔成若干个相对独立的街区系统，城垣街市、住宅院落、学校公署、寺庙道观等在内的功能建筑物被随意分散在街区四处，纵横交错的胡同格局构成了京城典型的街区图景。街区又是城市居民的生活空间，或世代居住，或为谋生计暂住于此，身份、职业各不相同的居民共同汇聚在街区各个角落，以等级界限鲜明却又相互熟稔的方式建立城市社会的日常交往体系。以上城市街区的三个层次分别承担着不同的功能，无论是作为政治规范和社会治安的需求的行政界定，还是用物理边界和建筑物来明晰的街区内部空间，或者为生活气息浓厚的城市居民生存状态，在三重功能的共同合力下，在历史长时段的进程中，街区逐渐发展成较稳定的“城市生态”。② 将城市街区剥离成层次分明的城市生态，有助于从细节处考察街区变迁和延续的层级关系和隐藏轨迹。 （一）东四街区生态的演变 自元朝《析津志辑佚》开始，有关记录北京“城市”、“坊巷”、“街衢”的志书层出不穷，根据这些历时性的文字记载，一个持续变化和不断生长的城市空间得以客观展现。东四街区，依照明朝“城内地方以坊为纲”的行政设置，③ 它大致归属于东城南居贤坊和思城坊，受顺天府大兴县管辖。就其所处的地理位置而言，此二坊的东面为东直门和朝阳门，漕运而来的南方粮食和物资从此处登岸进入内城，官方在其周围广建仓廒垄断重要物资流通，在控制商业网络时，货物的流动也刺激了附近一带的各行各业的发展，南面大市街上“杂货市”、“柴草市”、“贸易所”就是例证④；往北为府学胡同，是太庙、贡院的地方，各地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汇集于此，清朝震均谈及春秋二试时，提到附近街巷多以租赁房屋牟利，“家家出赁考寓，谓之状元吉寓”⑤。高耸的东四牌楼为此二街坊及其他临近街坊的典型商业网络标识，林立的店舍、商铺以这一标识为中心向四周扩布开来，加上各种类型人口的流动，在明朝出现了“所谓城中市肆，北最盛，次则东牌楼街，西不及东”的情况⑥，也显现出南居贤坊和思城坊的商业贸易指向。除商业指向特征外，据康熙二十五年《日下旧闻考》对南居贤坊和思城坊的考证，由明朝太监和官员出资、舍地或撰碑的寺庙道观构成街区的另一图景，如“为太监王成住宅”的承恩寺、景泰五年太监阮通修建的永丰观、由“太监阎兴撰碑”的慧照寺、通政司陈恭撰碑的福安寺等。⑦ 韩书瑞（Susan Naquin）认为明代宫廷成员积极参与寺庙道观建设的原因，一来是明朝皇帝的倡导，二来为上层透过建设寺庙作为中介，参与了北京的城市生活提供便利，因此皇室、宦官与宫中的妇女等等都曾是寺庙的赞助者。⑧ 这里姑且不论明朝寺庙建设的功能和目的，本文较为关注这些寺庙道观在街区的广泛存在，为清代汉民进入内城打开了一个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