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研究一贯重视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和发现文化规则，而这也是为什么人类学要求其研究者长期参与到被观察的人群和文化中，从而使其对于该文化的了解乃是一种更为贴近的认识，并力图达到所谓“内部人视角”的程度。也正是因为这样，在一些经典民族志中，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几近琐碎的细部描写。不过，对于日常生活的关注显然并非人类学的专利，在历史研究、文学研究以至法律研究中都有一些相当杰出的研究。① 当然，对我们来说，阎云翔的《私人生活的变迁》无疑直接提供了一个思考的起点，至少是引发了我们对于乡村社会的私人生活的重新关注，尽管我们其实更为关注乡村的公共生活空间。② 在乡村研究领域中，我们则注意到一部分学者的一个有意思的研究关注的转向。贺雪峰提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们从最初的村民自治研究，转到乡村治理研究，以至到近来的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研究，也就是研究构成乡村治理基础的那些社会关系和社会状况。而乡村社会治理的社会基础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公开的正式的阳面的基础，二是非正式的隐蔽的阴面的基础。他指出，在当前的中国农村，社会转型所造成的农村社会灰色化，使乡村治理研究不能局限在那些公开的制度和关系的研究中，而应对灰色层面做深入讨论。他还提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终究还是要涉及具体的人，以及他们的私人关系。而私人关系和公共关系，都要以具体个体的状况为基础。因此，研究私人关系，可以加深对个体状况的理解，从而加深对乡村治理的理解。③ 贺雪峰进一步提到，研究当前农村快速变迁中的农民个人信仰及其价值问题，将为乡村治理提供更加深入的基础。④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展开了这项研究，考察基督教在傈僳村寨中的个人生活以及公共生活的表达，尽管我们也意识到作为少数民族的傈僳村寨与乡村研究学者主要关注的汉人村庄有一定的差别。 关于中国社会中的基督教的经验性研究⑤，尽管目前可见的多数研究集中于乡村教会，但对于基督教在什么样的实际层面上影响了个人的私人生活以及村庄公共生活却讨论不多。另外，关于少数民族，特别是傈僳族和怒族中的基督教研究，大多停留在历史过程梳理和现状的简单描述上。⑥因此，我们在这里将以云南福贡的基督教为中心，集中讨论在信徒个人生活以及村寨公共生活中的信仰实践，并试图对乡村治理研究中对于信仰与村庄公共空间的讨论有所回应。 一、“福音谷”：基督教在福贡的在场 五年前，一本名叫《福音谷》的图文书籍⑦ 受到不少普通读者的热捧。尽管这本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作品，而是作者个人的游记，但却记录了他对于怒江大峡谷深处的傈僳基督徒和教会的深刻印象。这本书带有强烈的原始论的思乡情怀，作者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于这些几近赤贫生活的当地人因着信仰而焕发出高贵和尊严的敬仰，甚至羡慕，但他在客观上帮助了这个偏远的地区得到了普通大众，特别是游客的广泛关注，而这里以往基本上只被研究这个地区文化的学者，以及关注基督教发展的人士所知道。⑧ 从1910年内地会英国宣教士傅能仁（J.O.Fraser）进入“大山之后”的泸水、碧江一带传教以来，基督教在傈僳人及怒族人中被广为接受。根据福贡县宗教局的统计数据，截止2007年6月30日，全县基督徒人数为55940人，占全县总人口一半以上，福贡所在的峡谷地带成为名副其实的“福音谷”。而福贡地区的主体居民傈僳人的基督徒比例也高达70％，并且有的地区估计超过80％。另外，怒族中的基督徒人口比例更是高达90％以上。 不难想象，具有这么高比例的基督徒人口的福贡地区的民众生活以及社会环境有着与中国其他地区相当大的差别。事实上，根据一些20世纪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的描述，福贡的很多场镇的礼拜天并不是那种喧闹的集市，而是大量从附近村寨赶来的基督徒的聚集。而根据林茨的描写，在福贡的很多村寨中，赤脚破衣的傈僳人在自己的礼拜堂中吟唱赞美诗和主日崇拜成为最令人神往的文化场景。
傈僳文圣经（左）与赞美诗（刘琪摄） 一些研究者已经提到，基督教在西南少数民族中的传播带来了大量的社会和文化变迁，在傈僳人中尤其如此。其中，傅能仁和巴东创制的傈僳文字⑨，以及后来美国宣教士库克（Allyn B.Cooke，中文名为杨思慧）夫妇所译的《圣经新约全书》傈僳文译本可以说影响最为深远和直接。⑩ 换言之，无论是在日常民众生活中，还是在民族文化以及地方社会场景中，基督教在福贡地区的在场已经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问题是我们如何能更细部地了解它在什么层面和意义上进入民众私人生活以及村寨公共生活中。 二、私人生活中的信仰实践 尽管我们也关注被传讲的基督教，也就是西方传教士所传达的信仰内容，以及被本地信徒以及传道人所领受的基督教，但至少在这里我们所强调的乃是在信徒生活中所实践出来的信仰，以及那些没有被实践出来的信仰。(11) 换言之，我们讨论傈僳人中的基督教信仰和教会，不是从宣教学（和神学）的角度，也不是遵照长久以来研究中国基督教历史的影响—回应（impact-response）的模式，而是更为强调基督教的地方性，以及地方基督徒和教会的主体性或能动性（agent）。另外，我们对福贡地区傈僳人的基督教信仰生活的考察不是从纯粹的个体生活的层面上，而更多地从生活在家庭及社区关系网络中的个体这个层面上去观察基督教信仰以及教会的“在场”，以及又是如何的“在场”或实际的运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