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的消费与重新发现 赵元蔚/《天涯》，2008.6.197～201 在消费文化与女性消费的研究中浮现出来的，是一个被矛盾和否认内藏的历史：消费文化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性作为一种叙述和体验，更大程度上是被女性的物质和想象的在场意义深远地表示出来的。从二十世纪早期开始，很多研究者对大众文化的矛盾心理和对商业的轻蔑是以复杂的方式糅合在一起的，这种情绪深深蕴藏在对消费的看法的建构中，导致了对商品和购物的排斥，也导致对女性参与建构现代性所 具有的理论上的中心地位予以坚决的不承认。几个世纪以来，批评消费文化的人一直喋喋不休地提醒人们，消费会导致价值感的丧失与主体的消解，这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即大众消费与享乐主义会威胁到他们所持有的某种身份。他们对消费的攻击，反映了他们对自己精英生活的信仰，他们真正害怕的是所谓“大众”的消费。这种对消费文化的恐惧至今尤存。 西方启蒙大叙事中的“中国” 周宁（厦门大学）/《天津社会科学》，2008.6.78～89 西方的中国形象，关涉西方现代性的本质、西方现代世界秩序想象的基本模式。西方现代的中国形象研究，必须追溯到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与启蒙哲学。现代中国在进入西方中心的现代世界体系的同时，也进入西方中心的世界观念体系。西方启蒙大叙事中主要有三种中国形象类型：停滞的帝国、东方专制主义帝国、野蛮或半野蛮帝国。作为“文化他者”，它们出现在古代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念秩序中，确认了西方现代性核心的进步秩序、自由秩序与文明秩序。进步大叙事构筑的停滞的帝国形象，确认了西方现代的进步主体；自由大叙事构筑的东方专制主义帝国的形象，确认了西方现代的自由主体；文明大叙事构筑的野蛮或半野蛮帝国的形象，确认了西方现代的文明主体。作为“文化他者”真正能够全面表现西方现代性价值与意义的，还是野蛮或半野蛮的帝国这一形象。因为，与笼统的文明概念相对的“野蛮”，可以同时包含历史停滞、经济落后、政治专制、习俗败陋、精神奴役等多方面的内容，也能够确证西方现代性的整体意义。如果说西方现代文化表现为一个认同于文明的同一体，那么，只要通过塑造一个“野蛮东方”作为他者，才能完成自我确证。 中国古代祥瑞崇拜的文化诠释 李浩（山东大学）/《民俗研究》，2008.2.167～177 中国古代祥瑞种类繁多，乃是祥瑞崇拜不断发展的结果。根据历代史书的记载，可以列为祥瑞的大体有五类：天文祥瑞、动物祥瑞、植物祥瑞、自然现象、特殊器物。祥瑞进入政治文化视野的历史十分悠久，对祥瑞进行全面政治文化诠释的是西汉的董仲舒，他进一步神化了天人关系，创造了一套比较全面的完整的天人感应学说；沈约是另一位重要的祥瑞政治文化的诠释者，他对两汉祥瑞政治寓意进行了总结。由于祥瑞实现了天道对人间政治善恶的评价能力，及其对人间社会兴衰存亡规律的主宰，所以祥瑞崇拜就成为古代政治生活的哲学指导。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祥瑞一直都是为国家政治服务的工具。对古代以天子自居的帝王们而言，祥瑞为其提供了神圣化的依据；祥瑞在古代国家政治生活中充当着粉饰太平的工具；帝王们还有一种利用祥瑞自我表彰的形式，即改元。 祥瑞在民间文化的视野中同样占据重要的地位。但民间对祥瑞的诠释表现出明显的实用性特征，它们所发挥的作用就是为了满足民众的实际需要。以四灵崇拜为例，民众之所以崇拜它们，是因为四灵被赋予了一些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功能。与国家祥瑞崇拜不同，在民间，祥瑞崇拜多以符号的形式寄托民众避凶趋吉、祈福禳祸的美好祝愿。由于符号形象直观、意味深长，所以上至宫廷大内、王侯朱门，下至市井瓦舍，茅屋柴扉，祥瑞符号都显示了独有的感染力和生命力。无论统治者还是民众，祥瑞之所以能够进入他们的文化视野中并在一定层面上互相沟通，是因为在中国古代祥瑞崇拜具有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首要的因素是祥瑞崇拜乃是对以万物有灵观念为基础的自然崇拜的继承与发展。其次，即使在政治上层以天人感应的理论垄断了对祥瑞的解读，民众依然可以获得对祥瑞进行民间解读的路径。尽管由于政治生活与民众生活有着不尽相同的关注领域，因而政治与民众对祥瑞的解释也不尽相同，但共同的文化心理使得祥瑞崇拜在政治文化与民众文化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