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十年代：碰撞与融合 80年代：“全盘西化”抑或“中体西用”是当时最重要的两种主张和做法。 改革开放伊始，社会各界都开始重新寻找中国文化的崛起之路。从官方层面来看，建国以来的大批判大体改弦易辙，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综合创新论”有相当的影响力。但从思想界的总体情况来看，“全盘西化”抑或“中体西用”是当时最重要的两种主张和做法。李泽厚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后记中说：“一种意见要求彻底打碎传统，全盘输入西方文化以改造民族；另一种希望在打碎中有所保存和继承。” 学界多认为，这种情况类似于“五四”时期。其实不然，因为那时的传统文化很有影响，西方文化如潮袭来。而此时的中国，传统早已肢解隐去，西方对我们来说也是陌生的。当时，“全盘西化”论者引介了西方的思想理论和生活方式，使全社会耳目一新。然而，这种拿来主义往往将西方视为现代化的惟一模式，在对待传统文化上采取了与“文革”中破“四旧”相似的路数。“中体西用”论者在小心翼翼地将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东西从封建帽子中剥离出来的同时，有意识地开始了学术研究，一些隐退的传统习俗也在恢复之中。可惜的是，他们对现代化的思考还不够深入。至于“综合创新”论者，大体延续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主流话语，只是比以前态度较为平和、做法较为务实。 有人将80年代的思想文化界分为三个阵营，一个是《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一个是《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一个是“中国文化书院”。其中，后者被当作“中体西用”论的代表。实际并非如此，虽然这个1984年成立的书院由梁漱溟、冯友兰等先生牵头，但是当时讲传统文化既不封闭也不偏执，而是心胸宽广、视野开阔。以这个书院的宗旨来说，他们试图“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教学活动，继承和阐扬中国的优秀文化遗产；通过对海外文化的介绍、研究以及国际性学术交流活动，提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水平，并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据乐黛云先生的回忆，这个书院授课还涉及像比较文学在内的许多现代学科。 90年代：知识界对于学术思想介入社会的方式和手段有了新的认识，80年代的激情必然会有转变。但这并不是学术、思想之分离，而是多元化、深层次思考的结果。 进入90年代，中国经济社会进入了迅猛发展阶段。一些新的具体问题与“全盘西化”、“中体西用”、“综合创新”等主张之间都有较大的差距，这就迫使社会各界重新思考并加以回应。于是，很多人开始对具体问题展开研究和讨论，学理化趋势明显。对于这个变化，李泽厚先生以“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来解释，但是这种概括并不准确。就传统文化研究而言，考据、义理都很盛，大规模的古籍整理、文化遗存发掘保护渐次展开，思想史的研究不断深入，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逐步引入。当然，知识界对于学术思想介入社会的方式和手段有了新的认识，80年代的激情必然会有转变。但这并不是学术、思想之分离，而是多元化、深层次思考的结果。对于李先生的议论，社会各界都有回应，但大多未能跳出学术、思想二分的暗示。比如，王元化先生提出“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之说。其实，这些都是对90年代、对学术思想本身的误解。 90年代初，“全盘西化”论者和热衷于政治的人大体沉寂，学术史研究、国学研究得到提倡，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事。有人举出四个有影响的刊物，《读书》、《学人》和《国学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杂志。前二者，比较从广泛意义上总结我们传统，后二者则立足于传统文化的弘扬上，同时也有一些丛书问世。虽然大家也有争议，但大多是比较理性地就事论事，没有明显的一边倒倾向，只有所谓“自由主义”、“新左派”例外。由于致力于具体问题的讨论，“全盘西化”、“中体西用”、“综合创新”等几种意见的正面冲突不是太多。许多人正是在学科壁垒、范式差异中重建各种意见的基础，回应生活习俗、社会文化的变化。 以倡言“国学”为例。1992年，张岱年先生在《国学丛书序》中说：“国学是本国学术之意，这是我们所用的名词，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学术，就不能称之为国学了。西方称研究中国的学问为Sinology，一般译为汉学，现在亦译为中国学。在某些西方人的心目中，所谓Sinology不过是对于中国历史陈迹的研究，把中国学术看作历史博物馆中的陈列品。事实上，中国学术源远流长，其中一部分固然已经过时了，但是仍有一部分具有充沛的生命力。中国学术是人类的精神财富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具有历久常新的精湛内容。”此言明确将国学与汉学区分开来，成为后来知识界分化的潜在因素。同样是1992年，袁行霈先生在“《国学研究》第二卷出版座谈会”上又标明“开放的国学与开放的《国学研究》”的立场。很显然，这里的国学不排斥汉学，有一定的兼容性。 值得注意的是，季羡林先生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反复表达西方文明衰落、东方文明(特别是中国文明)兴盛之意，包括他在《东方》杂志中所强调的“天人合一方能拯救人类”。这种主张在世纪之交掀起了大波澜，新一轮的“传统文化热”如日中天，“文化输出”论也紧随其后。 传统文化热有进一步升温之势 近年来，传统文化热有进一步升温之势，原先的传统文化倡导者、批评者也已分化。在官方层面，有人将其与弘扬民族精神、强调中国特色联系在一起，甚至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特色、意识形态特点。各级政府支持的中华民族先祖祭祀活动，有关政府组织发起的优秀道德文化重建，教育界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呼声，等等。同时，在政府政策的引导鼓舞、经济条件的大大改善、社会生活日趋多元化的情况下，民间也掀起新一波的“传统文化热”。 与过去不同，这一波热潮中有媒体的参与、商业的介入，人文精神与社会行为兼具，正好体现其复杂性。当然也有反对者，或以五四新文化为基准，或以全球化为指标，阐述自己的见解，甚至试图力挽狂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