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从年头到年尾，伴随着诸如南方雪灾、汶川地震、北京奥运、改革开放30周年以及全球金融风暴等等足以载入史册的事件，人文学术界也在风云际会的“大时代”中寻求着对社会文化的理解和阐释。尽管一方面是天灾和人祸，一方面是崛起与复兴，但是其所触及的问题及其所引发的讨论却显示出来自文化深层结构的回响。 改革开放30周年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学界对此话题的整体性反思早在2007年就已开始。《读书》2007年第6期发表了甘阳的《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一文，认为评价改革开放首先应该将其纳入到新中国建国60年的进程中，不应只瞩目“后79”，而将新中国前30年与后30年的历史连续性人为地割裂开来。他在文章中提出了对于“旧改革共识”与“新改革共识”的理解，认为“旧改革共识”有否定前30年的倾向，而“新改革共识”则整合了新中国成立前30年的传统，是三种传统的融合，更为圆满合理。[1]与甘阳对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梳理不同，朱学勤虽然也把改革分作两个阶段，但却是设定在30年的范围之内。在他看来，1978-1989年是第一场改革，总体来说进程是平稳的，他形容为“青春浪漫”的岁月，但隐患仍然存在；1992年则是第二场改革的起点。朱学勤极大地肯定了市场经济的观点浮出水面及推行于全国后，中国经济所产生的巨大变化，并对两场改革的实质和差异进行了比较：“第二阶段改革和第一阶段改革重要的差别，就在于历史背景剧变。……第二阶段改革就有很多第一阶段改革不具备的特点：那就是经济体制改革大踏步的前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幅度、广度、深度远远超过第一场改革。”[2] 从2008年起，“纪念改革开放30年”正式成为各大学术期刊关注的重心。在这个主题下，围绕“改革”所产生的分歧与共识、因“开放”而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由“思想解放”而实现的观念上的巨大转变、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主导下所发生的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在历经5·12汶川地震的悲怆、8·8北京奥运的喜悦、9·25神七升空的振奋以及下半年起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阵阵寒意之后，从10月份以后，对“改革开放30年”的纪念、总结和反思达到高潮。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从2008年第1期起，《探索与争鸣》杂志推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专栏，全面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2008年第5期开始，《中国发展观察》杂志邀请人文学术思想界各家学者分别从三农问题、城市化进程、国企改革、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社会保障、科技与文化、宏观经济、市场经济等角度展开对30年改革的总结和反思；《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组织文章对中国对外开放战略、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投融资体制、流动人口、市民的休闲生活、作协体制改革等问题进行分析。与此同时，以“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为主题的各种学术研讨会也先后召开。① 在“改革开放30年”的反思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来自人文学术领域思想者的声音。正是在这个领域，“改革开放30年”的回顾不再仅仅停留在切身经验和日常生活，而是广泛地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思想解放的浪潮、市场经济的涌动以及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重大问题联系了起来。也正是在这些重大问题上，以“改革开放30年”为契机，人文学术思想者的精神和智慧得到了一次淋漓尽致的发挥。《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1期刊发了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的《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文章篇首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改变了1949年以来的伦理经济格局，在“发展是硬道理”的准则下，对经济增长速度的一味追求也造成了严重后果，那就是老百姓社会公平感的丧失、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由此导致了1990年代初期中国“市场社会的梦魇”，全民对“改革”二字的普遍恐惧和排斥，这些都促使中国政府对一系列政策的重新思考，王绍光将之定义为“保护性反向运动的兴起”。王绍光在文中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和数据指出，“市场只能是提高人们福祉的手段，而不能本末倒置把手段当作目的来追求。”[3]秦晖在《南方周末》2008年7月2日撰文总结改革30年来的“中国奇迹”，认为中国改革的起点是“走出‘文革’”，在经济转轨初期农民是受益者，而且这一“公正性”因改革起因于“走出文革”而形成了“依靠‘过去的糟’来凸显‘现在的好’这个中国奇迹”，而在1992年之后，中国奇迹又与“东欧困境”相对而显优势[4]。 “山寨文化”引发争议 2008年，“山寨”这一源于广东话的词汇在网络上迅速蹿红，从最早的山寨手机到后来的山寨明星、山寨百家讲坛到近期闹得沸沸扬扬的山寨春晚……“山寨”现象流行、传播的速度之快、范围之广令人诧异。对这种受到年轻人热烈追捧的山寨文化，人文学者们看法不一。有人认为它是一种文化垃圾，应该警惕；也有人持宽容乐观的态度，视其为文化多元性发展的表现。对不少人认为山寨文化体现了平民精神的说法，学者秋风颇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这一文化现象不仅不能体现平民精神，而且由于其缺乏规范的组织以及肤浅的模仿、复制而趋于堕落，是一种“流氓精神”。他说：“这种山寨文化确实体现了非主流精神，但它是没有任何建设性的非主流。它的盛行显示的是这个时代真正创造性的匮乏。”[5]同样，葛剑雄也对“山寨”现象的兴起流露出担心，认为山寨产品是对品牌产品知识产权的侵犯，而“山寨文化”的过度泛滥则会使得社会的创新性受到挑战，从而使社会发展止步不前。此外，葛教授还特别指出，“山寨”是否可称为一种文化还值得推敲，在他看来，“山寨”可细分为具体的商品以及文化和精神产品两大类，将其定义为“山寨文化”显得过于笼统了。[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