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颓败的乡村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曾一度激发出农村的生机，并解决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温饱问题。民工潮的涌动在部分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同时，也给包产到户后的农村注入了新的活力。万元户、砖瓦房及小洋楼等的出现，都标志着不同年代正确的政策给农村带来的兴旺景象。但是，我们看到，除东部部分特别发达地区外，在中国绝大多数地方，城乡差距事实上仍然在不断扩大。同时，20世纪中晚期以来，着意在改造国民性，要彻底“破旧立新”的层出不穷的事件、运动的持续作用下，新时期包产到户、民工潮和现代传媒的普及，使得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公民的农民自主性增强、自我意识提升的同时，也孕育、促生着以自我为中心的狭隘的个人主义，并在乡村普遍形成了无公德的个人、孝道的衰落、信仰世界的坍塌、具有监督价值的公众舆论的沉默和灰色势力的混杂等“村将不村”、“人将不人”整体的社会事实(阎云翔，2006；董磊明，2007)。一项调查表明，在乡村，凡此种种变化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孝道的衰落上，有53％的子女对父母感情麻木(李彦春、翟玉和，2006)。 显然，时下所提的“新农村”建设不仅应是与经济发展相关的数字增长和“破旧立新”，强调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更应与有着数千年农耕文明历史和儒家文化影响的“旧”农村的传统相衔接。只有根植于传统的“推陈出新”和“扬弃”，才会使新农村建设不流于形式。因此，对乡村传统文化的考察和理性认知也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事实上，合理利用乡村传统文化并发挥其良性功能是新农村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甚至是新农村建设是否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关键所在。本文以华北腹地的梨区为例，考察在以科学、理性为主导的主流话语中，仍以本土民间信仰活动为核心的乡村庙会存在的策略及其对乡民生活和新农村建设的意义。 本文中，乡村庙会指“庙宇建筑、所供神灵、神媒、信众、香烛纸炮、庙戏及庙市和各自相应的传说故事等基本质素的综合叙事”(岳永逸，2004a：23)。对于封建统治者而言，这些散布乡野未被官方归整收编、在民间自发形成的庙会是与“正祀”相对的“淫祀”。在20世纪以来的主流意识形态中，乡村庙会长期被定格于落后、愚昧，是与现代教育相抵触并需要清除的“封建迷信”。但是，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而文化个性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反复证明其存在必然性的语境中，乡村庙会则有可能成为表征民族文化特色的民间文化或民间文化遗产(或曰非物质文化遗产)。 本文所用的材料均来自笔者1999年以来田野调查的资料。鉴于已有的对梨区铁佛寺庙会(岳永逸，2004a：113-130)、娘娘庙会(岳永逸，2004b)、龙牌会(岳永逸，2005b)等仪式的详细描述，本文将侧重对与庙会仪式相关的解释文本进行解读，探究这些乡村庙会与时俱进的特点，以及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 二、“村各有庙，庙各有会”的梨区 距河北省石家庄市东部约50公里的三县交界处，有50多个自然村，约8万人口，都密布在滹沱河的故道上。如今，这块历史上天灾人祸频繁的平原已经发展成为以产梨为主的果林区——梨区。梨区密布的村庄多是杂姓村，聚居的人口常有数千，年龄在50岁以上的长者约有1/3。与1920年代新河县各村村庙状况(傅振伦，1930)和1940年代日本人调查的与梨区相距不远的寺北柴村村庙(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刊行会，1985：42-44，152)状况大致相同，直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梨区各村庄几乎都有形制简单的老母庙、关帝庙、三官庙、真武庙、玉皇庙和五道庙等村庙。昔日这些形制不一的村庙不仅是一个村的界碑、景观，也成为村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与村民的生老病死、财吉祸福有着不同程度的关联，并且几乎每个村庙都有自己的信仰群体和规模不等的庙会(岳永逸，2004a：76-103)。 改革开放以来，梨区的经济状况、生产生活条件和自然景观等都有了较大的改变。相对安稳的生活，“父母在，不远行”、“养儿防老”、“千好万好不如自己家好”等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加之产梨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性质和与梨生产、销售配套的梨箱厂、梨袋厂等工厂的存在，使梨区的青壮年人较少出远门打工。现今梨区人的婚姻不但出现了向村内收缩的趋势(赵旭东，2003：48-54)，还大面积存在给孩子“换小贴”——娃娃亲的现象(岳永逸，2005c)。 虽然梨区已多是砖房，楼房也在日渐增多，外观形制有着鲜明的现代气息，但梨区人的家居仍然是一个圣化空间。家神、观音、关公、三皇姑、九莲圣母，甚至毛泽东的神马也散见于不同人家的主屋；路神、门神、土地爷、灶神、仓神、马王以及厕神等则循规蹈矩地分布在“行好”人家家中不同的角落。一般而言，对于这些神灵，家中长者会在春节等特定日子例行性地烧香祭拜。 梨区并非只有本土长久传承的信仰。在梨区，尽管天主教仍在相当有限的范围内传播(按照现今官方的统计，教徒仅约占梨区总人口的2.6％)，但它在这里已经传承了近两百年。梨区信奉本土民间信仰的中老年人常自称“行好的”，而将天主教徒称为“奉教的”。信仰本身具有的排他性和在现实世界中“不公”的待遇，使原本就拥挤的梨区充满了张力(tension)。天主教是政府认可的合法的“制度性宗教”，改革开放后，梨区的天主教堂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修复，奉教的信仰生活也公开化。与之相异，占梨区人口绝大多数的“行好的”信仰活动仍处于“是不是迷信”的阴影之中，修复或新修庙宇多数仅仅是一种奢望。但是，这反而使得“行好的”总是尽可能把本村老辈人旧有的庙会搞得红红火火。连同附近非梨区的个别村落，主要由梨区各村中以老年人为主体的“行好的”人们围绕特定的神灵、村庙形成了近百个庙会组织。在不同的时日，这些庙会组织纷纷与自己往来密切的庙会互串“过会”，互相敬拜、唱诵对方的神灵，形成了一个存在交换和礼尚往来的“庙会圈”，少有村庙的梨区也就时常弥漫着经文唱诵声和袅袅香烟。为了给自己的信仰和仪式实践正名，寻求合法性，“行好的”，包括给人看香治病的“香道的”(岳永逸，2008)人们在内，纷纷到政府认可的附近的佛寺中皈依，或者加入道教协会，寻求合法的公民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