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科学的中国民俗学，从1918年正式诞生算起，至今已经走过了90年的历程。90年当中，民俗学的研究活动曾发生过多次中断或者目标转移的情况，前前后后参加进来的学者们对于学科性质和研究方向的认识也多有不同，因此，如何梳理中国民俗学整体学术思想发展的脉络，就成为一件比较棘手的事情。需要确立一个整体的视角，才好进行这一梳理的工作。审视民俗学思想发展的走向，不能将眼光仅限于其学科“概论”中所涵盖的问题，因为那些关于民俗学研究的对象、目的、观点和方法等学术话语规范的争议，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制于民俗学者何以在学术界和社会中有所作为或安身立命的心态。因此有必要在社会思潮、学术环境和个人处境等背景下来理解民俗学话语的建构过程，以把握社会大环境与自身学术话语的密切联系，并在这种联系当中来考察学者们有关民俗学学科地位、基本性质和社会功用的认识过程。本文所说的“中国民俗学思想”是指学科在社会和学术话语环境中关于自身学术位置和责任意识的思想。由于在民俗学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有特定民俗学活动的发生，本文仅重点通过对于这些活动的回顾，结合对一些著作和言论的分析，对于中国民俗学思想中的基本观念及其变化发展的轨迹，谈一些大致的认识。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在中国有民俗学和民间文学(或称民间文艺学)两个学科的概念，但是二者也可以统称为一个民俗学。本文所说的就是指这种统称的民俗学。 一、民俗学发展与社会环境的关系 如果说，人文社会科学整体的发展过程与所处的国家政治变化和社会、经济秩序变革的过程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那么，中国民俗学就是突出体现这种关联的学科。我们对于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几个阶段的划分总是和中国一个世纪以来政治变革的阶段相吻合，这并非是出于用政治眼光来考察学术的习惯，而是注意到了中国民俗学受政治影响的实际过程。我曾在《中国民俗学发展的几个阶段》①一文中将中国民俗学(以下一般简称：民俗学)的前80年，不包括1966-1976年“文革”时期，分为了五个阶段： 一、发起阶段：“五四”时期的歌谣学运动(1918-1926) 二、形成阶段：中山大学和杭州等地的民俗学活动(1927-1937) 三、缓进阶段：战争年代民俗学在各区域中的进展(1937-1949) 四、转移阶段：50—60年代民间文学的搜集与研究(1949-1966) 五、复兴阶段：当代中国民俗学(1978年-) 这五个阶段的时间，正好对应了“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与新文化运动、北伐革命、抗日战争、新中国建设和改革开放等年代。这些情况表明，主要由于受到社会政治动荡的影响，民俗学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缺乏一个正常开展的环境，被迫形成了前后不够连贯的几个阶段。另外，社会环境中主流政治话语的变化也给予民俗学的学术思想以一定的影响和约束。例如关于研究对象的民俗的主体，究竟是“民众”的，还是“劳动人民”的、“民族”的？学者们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在各个时期是有所变化的，但总是配合着当时政治的话语。 在20世纪的中国，在整个学术界由传统的治学观念向现代性学术观念的转变过程中，民俗学作为关心民众的学问最初曾发挥出它重要的作用，可是它自身的发展却比较缓慢。在上述的前三个阶段当中(1949年以前)，在大学中几乎没有建立过一个属于正式编制的民俗学教学和研究机构。民俗学组织基本上都是自由结合的社团，或者说是“俱乐部”。有一些学者后来又离开了民俗学，或者是没有将民俗学作为自己的“本行”。这对于学科连续的发展必然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在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当中，有很多人是当时学术界的代表性人物，如：文学家胡适、周作人，历史学家顾颉刚，宗教学家江绍原等。他们不仅为民俗学写过重要的文章和著作，而且以自己的影响力为民俗学呐喊助威，这种积极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视的。 到了上述的第四个阶段(1949-1966)，一直坚持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的钟敬文来到北京，他与一批在革命年代的解放区里从事过民间文艺研究的学者结合在一起，在新中国的文化和教育机构中设立民间文学研究的基地，其标志的事件是1950年成立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和1953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开始培养民间文学专业研究生。从此，民俗学进入了国家正式的体制当中。但是，这个阶段的民俗学研究仅局限于民间文学方面，而且被看作是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在30多年的时间里原来意义上的民俗学被取消了。到第五个阶段(暂定为1978年以后的前10多年)，由于国家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学术研究进入了全面复兴的时期，民俗学的研究也得到了完全恢复，1983年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当时，在各个地方也成立了民俗学的团体。之后的十几年当中，不仅办起了《民间文学论坛》、《民俗研究》、《民间文艺季刊》等刊物，而且还出版了100本左右的民俗学著作，都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