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3180(2008)01-0074-08 一、文化自觉与作为知识范畴的“中国民俗” 民俗是群体的生活文化，包含着人们相处、互动以及相互理解的最基本的文化指令，包含着人生最基本的行为方式。有群体生活的地方就有民俗，一位奠定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基础的智者说得很形象也很贴切，“人民生活在民俗当中，就像鱼类生活在水里一样。”[1]444个体因民俗而有社会生活，社会因民俗而被认知、认同为一个共同体。个体的人生、群体或共同体的存在都以民俗为内在的意义和外显的活动形式，两者是二而一的研究对象。 民俗在最近一些年越来越多地成为大众媒体的话题，而这些话题的一个总的趋向则是：民俗越来越明显地被正面对待，被视为具有积极意义的文化。在今天中国的各种政治、经济或文化的话语里，“执政为民”、“民主”、“奔小康”、“文化自觉”等等说法都在逻辑上导致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成为关注的焦点，常人的民俗自然就出现在各种话题里面。在这个时代，社会现象的存在方式及其进入历史的方式通常表现为成为话题、进入议题的过程。“成为话题”，也就是说得到了精英学术和大众媒介的表述，“进入议题”则是政治地位的获得过程。在当前的各种关注中，具体的民俗事象受到褒贬的可能性是同时存在的，但是民俗作为一个集合概念，在各种话语里已然是一个正面的概念，基本上改变了近代以来的负面身份。 历经近代以来的曲折道路，民俗终于从文化负担转变为文化资源。[2，3]这种改变的一个重大标志是中国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积极参与。中国政府签署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参加三届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杰作的评选，并且在国内由文化部主持组织全国各省市区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评选、公布了两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民俗被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看待了，成为国家所珍视的公共文化。[4]其中，传统节日民俗所受到的重视最有说服力。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国家还调整法定假日体系，把主要的传统节日恢复为法定假日。这是辛亥革命以来放弃传统节日作为公假日以来的重大改变，很能够说明民俗在社会公共生活中的地位变化。 民俗受到尊重和珍视，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民俗已经成为我们感知、想象我们的共同体的方式或依据。在急迫追求现代化的社会运动中，共同体的大众在现代意识形态的引导下通过对共同未来的憧憬而体验自己是共同体的成员，而尽量与属于旧时代的民俗划清界限，把自己定位于各种各样的新人、新风尚。不能完成这个心路历程的人是落后分子，是时代的弃儿。在最近一些年，中国淡化了共同憧憬未来的仪式，人们对共同体的把握、对共同体成员身份的体验越来越多地转向民俗。“中国民俗”这个概念被凸现出来。中国人、华人，在今天是要通过“中国民俗”(各种各样诸如中国年、中国结、唐装、汉服、中餐的民俗)来见证(从外显的方面)和体验(从内在的方面)的。我们已经处在这种状态：没有各种文字、图像所表述的以“中国”为依皈的民俗，中国对外人来说是不可知的；没有各种民俗活动的开展和参与，中国人无以感知自己是“中国人”，也无以想象另外多少亿的人是自己的同类。可见，“中国民俗”对于我们的共同体的存在来说已经重新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 于是，什么是“中国民俗”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知识问题。只要“中国”被作为一个整体而想象，“中国人”被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而认知，“中国民俗”就必然被先验地设定。对于中国民俗学界的知识生产来说，通过经验材料，具体而系统地表述“中国民俗”这个概念，既是顺应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需要的学术工作，也是在文化上完成民族—国家(nation-state)建设的未竟之业的社会工程。同样意义的工作其实在多个方面都在展开，其中，陶立璠主编的《中国民俗大系》、齐涛主编的《中国民俗通志》、钟敬文先生主编的《中国民俗史》都是很有分量的丛书。[5-7]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在以万年计的历史里，我们的历代先人各自度过了多姿多彩的有意义的社会生活。在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格局中，所有“有意义的社会生活”的细节，都是要通过考古和历史学去发掘、发现的，它们一旦得到确认，就被作为中国的特性的见证。但是，中国的特性在整体上是应该由民俗生活来体现的。与这个民族千秋万代的生活相伴相随的民俗既是源远流长的，也是与时俱进的。对民族共同体传统的生活来说，民俗与所有成员如影随形，民俗生活是一个自然习得的过程，一种自发传承的过程。 一个民族要达到对民俗的自觉阶段，通常是较晚的事。对民俗的自觉可以区分为三个层次或水平。第一个层次是关注民俗，搜集并记录民俗，其结果是积累关于民俗事象的资料。第二个层次是为了实际目的(例如经邦治国，移风易俗)而评论、取舍民俗，其结果是形成对民俗的评价和议论，形成尚未系统化的理论观点。第三个层次是民俗理论的系统化，也就是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前两个水平在汉代以后的历朝历代不断得到发扬光大，但是，直到现代才发展到第三个层次。 中国人很早就达到了对民俗的自觉。早在《诗经》成书的周代，采风问俗已经成为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后来的知识分子相沿成习，积累了大量的民俗资料。早在《周礼》的时代(成书于先秦，流行于汉代)，中国的上层人物就已懂得对民俗进行加工利用，“一部《周礼》，与其说是周代的礼制礼法，不如说是周代民俗的礼制化和官制化”[8]。成书于西汉但主要取材于先秦的《礼记》和《周礼》一样，主要是对礼(俗的高级形式)的整理，同时也论及俗产生的原因、俗与意识形态(如礼、政、教)的关系。例如，《礼记》有一段是这样说的：“凡居民材(材性)，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9]到东汉王充著《论衡》、应劭撰《风俗通义》的时候，学者们对民俗事象的评论、对民俗规律的探讨不再是一鳞半爪，而已发展到专文专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