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霸权”与中国式误读 高小康，浦蓁烨/《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6.24～28 “文化霸权”是葛兰西关于文化革命的理论，其实质是上层统治集团使下层从属阶层“有组织的赞同”他们，以达到领导教化目的。赛义德将其扩展到东西方文化权力关系中，使之带上了西方殖民主义色彩。中国学者在沿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的基础上，更多地吸收了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霸权”的理解，使之带上了对西方文化的警惕和抗拒心理，具有民族性的反抗文化殖民意识。这与葛兰西在纯学术层面上探讨的文化运作背后的权力关系已有了很大的差异。具体说来，中西“文化霸权”观有着以下区别：首先，分析角度不同。葛兰西站在学术的立场上分析这种运作机制的发生和运作方式，发现文化运作背后的权力关系对文化群体间的影响。中国学者的理解则转向了关注西方对东方的单向性权力压迫，对这种帝国性压迫行为带有强烈的主观批判。其次，合法性不同。西方的“文化霸权”是在“认同”下的“领导”，“同意”在“领导”过程中至关重要，是“领导”的合法性来源。中国的“文化霸权”带有上世纪50年代以来政治上反苏美霸权的意识形态，将“压迫”观念融入了对“文化霸权”概念的理解中。第三，涉及的范围和关系不同。葛兰西“文化霸权”是指国内统治阶级对从属阶级的领导方式而言。中国对“文化霸权”的理解没有涉及到国家内部权力运作，而是主要着眼于东方与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等跨国关系，带有国际政治意味。葛兰西理论的中国式误读表明，理论的引进和阐释离不开自己的学术和文化语境。 多元文化互动中民族文化的不正常变异 黄骏/《贵州民族研究》，2008.2.84～90 近年，我国的不少地方在对民族民间文化进行挖掘时，出现了一些格调低下、变味的商业开发，扭曲了民间民俗文化活动原有的价值和本质，伤害了民族文化的纯粹性。民族文化的这种病态变异背离了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方向，也背离了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价值取向。它的发生与许多因素有关，有文化霸权主义对其他民族文化进行异化的原因，也有本土文化发展中自身价值诉求错位的原因和自身文化基因病变的原因。对民族文化的不正常变异必须加以辨证施治而不能只是简单化地治标，不要以为通过加强思想教育就能解决问题，更不能动不动就以罚代纠，一罚了事。重要的是抓住关键，综合治理，对症下药，标本兼治。强调文化基因工程建设，这是从根本上对多元文化互动中民族文化不正常变异的矫治，是辨证施治的重要环节。 中国医学理论的政治修辞资源 费振钟/《文景》，2008.10.20～31 在中国古典时代修辞文化正是政治文化，在此文化视度下，修辞学观点为《黄帝内经》打开了一个新的政治维度。该书作者理想的写作，其实就是在一种修辞规范中，使用政治理论概念，定义身体的医学及其技艺。所以，对于“身体”习惯的哲学讨论，有隔靴搔痒之憾，最好的做法也许应该让位于“身体”的政治讨论。在修辞的路径中，通过处理《黄帝内经》中的修辞术，把黄帝的身体医学转向政治语言资源及其语境影响的分析，在这个意义上，导致关于《黄帝内经》是一部政治修辞作品的结论。这个结论又促使我们充分认识黄帝的身体理论中政治构成的前提。结论的重要性，并非显示为某种确定答案，而在于进一步质疑和回应新的问题。当我们面对中国医学的历史叙事时，那些沉积在医学语言中，并影响着医学语言主体接受的问题，在我们看来仍然存在合理性理解的必要。或者说，我们不能坐视这些问题的合理性丧失不管，尽管我们的认识本身不一定合理，甚至与之相冲突。现在从黄帝的身体理论与政治语言之间的修辞关系上，这些问题浮现出来，它们带来更多合理性的困惑，也给出了解释得更好更丰富的可能。这些问题如：中国医学中的“身体”理论，对后世医学的政治价值取向的深刻影响，有何种历史显象？一种医学政治怎样提高权力显示它的制度意义，并与政治行为结为一体而发挥作用？由此，身体的认识和控制，怎样成为专制政治的实践和表达对象？对理想身体的追求，以及由此产生的期待和恐惧，所展示出来的历史信念，与政治经验之间具有什么关系，而这种关系通过什么方式相互联结？新儒学的价值观在儒医时代建立了什么样的医学权力空间，并且如何获得社会认同？在中国传统文人使用的医学语言中，疾病作为一种身体叙事所显现的政治修辞背景，怎样表达了中国医学特殊的隐喻性？这种身体的隐喻性，在以何种可能发展为“以医为隐”的政治思路？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有信心尽量像一个有趣的历史作者，而非理论家，通过所有那些个案及其细节，建立起中国医学史的政治叙事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