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进：现在海外汉学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我也接触过一些国内知名学者，他们都愿意和我讨论海外汉学，也很支持对海外汉学展开研究之研究。如何在研究中体现我们的主体性，以一种比较理性的立场来审视评价海外汉学，而不是一味地肯定或否定，这是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从专业角度来说，我现在关心的是，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怎么和国内的中国现代文学形成一种互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目前在美国的定位，是相当边缘的，但它取得的成果又是相当丰富，不容忽视的。不仅仅现代文学这一块，古典文学研究、历史研究、文化研究等海外汉学研究，现在在国内备受关注，绝对成了一个很大的热点。 王德威：我倒没有什么本位主义，海外汉学不管在国内怎样的蓬勃和热闹，在国外相对于英美文学与文化研究来，还是绝对的小众，我们自己要知道自己的定位。当然，最广义海外汉学中的中国文学研究，从十八世纪到今天，起码也有了两百年的历史。一开始它就属于东方学嘛，就是东方主义的对中国的好奇，研究方法也是五花八门，非常杂乱，基本上是萨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的那一套。 季进：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或者说“东方学”，大概包括了三个层面，一是纯粹的“东方学”，就是欧洲18世纪以来的人类学家、语言学家以及历史学家对整个东方的人类学研究、史学研究；二是欧美人对东方世界的想象；三是欧美人处理东方事物的方法和机制，以此作为他们管理、制定和理解东方国家的理论和政策依据，达到他们殖民的目的。最初的汉学研究基本还是第一个层面的吧？ 王德威：对，比较严肃的汉学研究，尤其是文学研究，大概要到20世纪20、30年代之后，比如高本汉的语言学研究啦，或者费正清的历史学研究啦，等等，逐渐逐渐烘托成了一个大的学科，基本还是对中国的研究吧，也就是所谓的地区研究，Area Studies。文学方面的汉学研究，我倾向于用英文philology这个词来形容，这个词中文其实没有一个好的对应，也不是章句训诂之学。 季进：有时候叫文字学，更多的称为语文学，含义比较复杂，确实很难有完全对应的中文翻译。我记得李赋宁先生专门有一篇短文谈对philology一词的理解，他把它译成“语文文献学”。 王德威：这个philology主要指很细腻的文本解读，所以传统汉学往往是钻在故纸堆，找到一个题目钻进去，虽然很精深，但也可能钻错了。之后理论兴起，对汉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实大家关怀的还是这一块，就是理论兴起之后看待中国的方法。一讲到理论的话，那自然就是西方的理论啦，这本身就暗含了一个不平等的关系。海外的人得风气之先，学了一套洋玩意儿，回过头来运用到中国研究，自然会有一些新的发现，他的研究跟国内的结论自然不太一样。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过去的二十几年给国内学界带来的一些影响，我觉得是值得肯定的，尤其是相对于中国的国情，相对于历史和政治的因素，海外汉学所代表的一种很有想像力的研究方向，绝对是一个正面的效应。但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海外与国内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国内出去的人也多了，对海外汉学，我现在倒觉得应该更多地用平常心来对待了，不必过于夸大它的功效。 季进：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虽说海外汉学依然是一个热点，但还是应该理性地、客观地进行评说与反思。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方面来说，比较理想的状态是海外与国内学界能形成互动。事实上，虽然对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评价褒贬不一，但它毕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格局，1980年代以来国内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路向与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是对沈从文、张爱玲的重新评价，还是“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无论是“重写文学史”，还是“晚清与被压抑的现代性”等学界热点，都与海外学界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不管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着怎样的局限，它毕竟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拓展了思想的空间、推进了理论的纵深，我觉得还是值得认真借镜的。 王德威：说到互动的话呢，有一些成功的例子，也有一些失败的例子。你所列举的这些可以说是比较成功的，那么我个人觉得失败的例子最明显的就是关于“后学”的讨论，我想这个也不用我多说。最近这十五年，引进了各种理论，热热闹闹的，拿来就用了，也不管青红皂白，这里面肯定会产生一些问题。当然，也有比较有意思的互动，比如前些年的上海研究，上海这个城市90年代再次兴起之后，引起了很多的注意，其中汉学家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从经济层面、从历史层面、从都市研究层面、从文化研究层面切入，比如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就立刻让上海城市文化研究变得丰富起来，也相对的引出批评的对话。还有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陈平原他们做的民国以来的文化生产研究，像期刊杂志研究啦，大学教育研究啦，文人交往研究等等，跟国外的理论正好形成互动。昨天问了你们Pierre Bourdieu怎么翻译的？ 季进：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王德威：嗯，这个布迪厄所说的文化研究或文化生产研究是在非常细腻的社会学与经济学的架构上做出来的，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即文化场域(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其实如何将这些理论运用到文学研究上，布迪厄他们未必知道怎么做。陈平原他们本来做的是很规矩的国学研究，现在与布迪厄理论一碰撞有了新的火花，成了时兴的文化研究或者说文化生产研究，变成热门的卖点。最近布拉格的几个教授正在研究晚清的百科全书，而且发现了清末民初黄人编纂的一部百科全书。对了，黄人还是你们苏州大学的呢！ 季进：对，当年东吴大学的黄摩西，他的那部百科全书是不是叫《普通百科新大辞典》？陈平原还写过文章加以讨论，题目就是《作为“文化工程”与“启蒙生意”的百科全书》。最近还看到预告，陈平原和米列娜(Milena Dolezelova-Velingerova)合编了一本《近代中国的百科全书》，里面有瓦格纳(Rudolf G.Wagner)、费南山(Natascha Gentz)、阿梅龙(Lwo Amelung)、夏晓虹等人研究百科全书的论文，讨论晚清新政与西学百科全书的关系、百科全书与科举制度的关系等等，看起来很有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