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9142(2008)05-0109-09 一、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关系的论争 近几年来，关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国内学术界的热点话题。这一话题的浮现显然源自对文学研究、文学学科现状的反思。进入90年代以后，文学研究作为人文学科建制的基石，尽管获得政府的强力资助，但在社会公共领域的影响却日渐式微。传统文学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不仅无法评估面向市场的女性文学与晚生代文学，更无力解释形形色色的网络文学、文化现象。面对困境，不少学者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了新兴的文化研究。赵勇在《文化批评：为何存在和如何存在》一文中曾坦言“晚生代文学是私大于公，丑多于美，文化性浓于文学性”的文本，无法给他带来“审美的体验”，无法让他在阅读时启动“审美判断机制”。[11](p.8)而“审美是文学的本质属性”恰恰是许多学者所信奉的文学研究第一原理。这些学者一方面无法从晚生代文学中读出文学的“本质属性”，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对这种“文学”做出评论，无奈之下，只好求助于文化批评或文化研究，以一个似乎涵盖面更广的“文化性”替代只有少数经典文本才能拥有的“文学性”。但文化研究不只是一个盛装“劣质”大众文化制品的剩菜桶，或刺激学术生产力的摇头丸。它对大众文化和现实生活的双重关注，对不同学科理论的融会和整合，使其无论作为一种学术理念还是研究方法，都对传统文学研究范式造成了剧烈的冲击。 为了协调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吸取文化研究的优势，化解文学学科危机，国内文学研究者们提出了从扩容、跨界到转型、分离等一系列解决方案，最保守的一端是朱立元那样的扩容支持者。为了保住文学(文字符号)的学科底线，他们只同意把通俗文学吸纳到文学研究中，而“不赞成把广告、流行歌曲之类目前人们(包括大多数群众在内)还没有看成为‘文学’的文化样式以及明显属于非文学的东西‘扩容’进来”[2]。跨界者的立场比扩容者稍许宽容，他们允许文学研究进入影视、媒体等视觉文化领域。如钱中文认为：“大众文学、影视文学、摄影文学、图像与文字艺术、审美文化、生态文学等等，早就扩入了文学理论的视野，或与文学理论建立了有机联系。”[3]但他坚决反对把健身房、度假村、时装那样的时尚、休闲文化也变成文学理论研究的对象。[3]以陶东风、金元浦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则试图借助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来解构占主导地位的文学本质论、自主论和审美无功利论，并以此推动文学研究的学科重建和范式转换。①较之这些仍然在文学学科内部谋求变革的转型者，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的一批学者，如张闳、朱大可、王晓渔、张念等，则对文学学科内部的“文化转向”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他们甚至批判学科体制内部的文化研究“试图将大众文化现象纳入到陈旧的学院知识生产体系当中，成为其知识体系的生产资料”[4](p.7)。这些激进的分离者们不仅在理论上宣扬用更鲜活、更贴近现实的“文化批评”来代替制度化的文化研究，而且在学术体制上也不再隶属于中文系或文学院。 二、来自权威的不满 在各种规划设想竞相出台的同时，个别学科权威也对文化研究表示了程度不同的怀疑和不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一书中，文化研究成了“困扰学科发展”的一个主要问题。主要著者温儒敏虽然肯定文化研究的“侵入”为文学研究带来的“现实感”和“活力”，但旋即指出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造成的若干负面影响。首先，文化研究的“泛滥”使得文学研究“空洞化”。文学研究历来关注的“文学性”被漠视和丢弃，诸如审美、情感、想象、艺术个性等文学研究的“本义”被放逐。其次，文化研究在文学研究领域的作用有限，仅适合文学的外围研究，如思潮研究、传播研究、读者接受研究。文化研究是一种“共性归纳”，无法用于关注“审美个性、形式创新、情感、想象”等“差异性因素”的作家作品研究。再次，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质最终将威胁文学研究的稳定性，因为“任何事物包括学科研究总有其相对稳定的界限，界限如果完全打破，那就等于取消了这事物或者学科本身”。此外，文化研究的兴起也使得文学教育“受挫”。现在中文系学生本来已经不太读文学作品，文化研究的出现更是吸引大家关注日常生活，关注大众文化之类的“大本文”，使得不读作品，回避经典之风更炽。[5](pp.402～405) 钱中文在2007年发表的《文学理论三十年——从新时期到新世纪》一文中指出：“文学理论研究者也完全可以去进行文化研究，以扩大自己的研究领域，互为补充，但是企图用文化研究来替代文学理论与文学研究，却是扣错纽扣了。”[3]在他看来，文化研究者们“引证着同样的几位外国导师的相同的教导，摘录同样几位外国导师应用过的相同的例证，跟着外国学者去介绍文学已经死亡的道理”。[3]钱中文还特意引述中国学术界颇为敬仰的萨伊德的话作为论据：“曾经鼓吹过文化研究的美国学者萨伊德在上世纪末就曾作过沉痛的反思：几十年来在美国以文化批评代替文学理论、文学研究的结果，彻底地掏空了作为人文科学的文学研究的价值与精神！因此他认为还是要回到对文学作品的细读，当然已不是新批评式的细读了。”[3] 文化研究对于文学研究到底是祸是福？根植于西方特定历史语境的文化研究能被中国学者轻易拆解和吸纳吗？将注重政治实践的文化研究挪用到标榜文学“审美性”(也可读作“非政治性”)的文学研究是否可行？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能否在现有的文学学科体制内相辅相成，或至少相安无事？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转型到底是否是扣错了的纽扣，完全没有可行性？本文试图为这些问题提供一个初步的思考路径，而不是完整的答案。因为这些问题的答案最终并不取决于学术辩论的结果或某些权威的断言，而取决于中国文化研究者们是否有足够的资源、智慧和耐心拿出更新颖、更丰富、更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来证明文化研究的合理性。本文的写作思路是通过回顾英美国家英文系所经历的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范式转换，探索其内在的变革逻辑，并寻求有益的启示。如果范式转型在英美学界是业已发生的事实，而不是“扣错纽扣”，那么我们至少应该了解一下它是如何发生的，中国现在的情形和英美当初的情况是否有可比之处。在我看来，无论是英美的文学研究，还是中国内地的文学研究都是建立在一系列有关文学、语言、表征、文化、文本、受众等关键词的或明或暗的假设之上。一旦这些假设被证伪，整个学科就必然陷入合法性危机，其知识的建构和组织方式也将遭到质疑。文化研究不是困扰文学研究发展的一个问题，而是解决其诸多内在问题的一个潜在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