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爱他，把他放到人肉引擎上去，你很快就会知道他的一切；如果你恨他，把他放到人肉引擎上去，因为那里是地狱。” 这不是什么充满自炫意味的广告语，而是互联网上越来越多的网民对所谓“人肉搜索”所作的共识性描述。它把互联网时代“人肉搜索”的恐怖威力描述得淋漓尽致。 什么是“人肉搜索”？热门的“百度百科”给出的定义是：人肉搜索就是利用现代信息科技，变传统的网络信息搜索为人找人、人问人、人碰人、人挤人、人挨人的关系型网络社区活动，变枯燥乏味的查询过程为“一人提问、八方回应，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声呼唤惊醒万颗真心”的人性化搜索体验…… 把网络的自动搜索与“人肉搜索”加以比较，也许能更清楚地看出“人肉搜索”的特性。传统的搜索引擎主要是借助机器对网络信息加以自动收集，并对这些信息加以有序化处理，从而为用户提供充分详尽的信息与资料。但是，自动化的人工智能尚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特别是传统搜索引擎还难以对那些虚假的信息做出较好的甄别筛选。于是，借助海量的人工搜索对搜索引擎的信息做出萃取，是弥补机器自动化收集信息过程之不足的可能途径，“人肉搜索”于焉产生。换言之，“人肉搜索”就是针对某一社区所提出的某一问题，一些网民根据自身的信息渠道和知识背景提供部分答案，其他更多的网友则几乎在第一时间在此基础上给予补充和完善，直至最后给出可能的确切答案。大量网民处理信息能力的不断叠加，使得“人肉搜索”的信息得以海量级增加，充分显示了这一搜索引擎的巨大威力和惊人的效率。 一、“人肉搜索”助推热门新闻事件 “人肉搜索”在中国备受关注，是同一个名叫“猫扑”的网站所引发的一系列热门新闻事件密切相关的。 2006年4月12号深夜，一个网名为“锋刃透骨寒”的网友在网上发帖，以悲情丈夫的身份爆料妻子因沉迷网络游戏，在网友聚会后与网名为“铜须”的男子发生一夜情。此帖一出，招致轩然大波，道德义愤和伦理谴责，充斥了从“猫扑”网到“天涯”网乃至各类门户网站的网络空间。“猫扑”网的“人肉搜索”引擎一旦发动，偷情男女主角的全部信息立刻昭然天下，包括他们的照片、工作单位、学校、姓名等详尽的个人资料。在这起事件中，有网民甚至对铜须发出了“追杀令”，更有黑客则窃取了铜须的MSN密码。一场网络事件由此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社会道德讨伐。 差不多与此同时，另一起“踩猫事件”因为“猫扑”网的“人肉搜索”而更加夺人眼球。2006年2月28日，网民“碎玻璃渣子”在网上公布了一组虐猫视频截图：一名时髦妇女用高跟鞋跟变态残忍地踩踏小猫。虐猫视频截图激起了网民的极大愤怒，于是网民们开始对图中女子展开“人肉搜索”。网民们靠视频截图中出现的大桥，认出了视频拍摄地点是黑龙江省萝北县，并迅速查实了踩猫者是一位离婚的中年护士。网络哄客道德声讨的直接结果，就是女护士被单位解职。 两起网络事件一时间造成了巨大轰动，也给其后更多的“人肉搜索”事件带来了示范效应。随后的两年多，这类新闻事件在网络上接连出现：“流氓外教”在博客上写自己与多名中国女子发生性关系，被上海社科院教授披露，引发全国性的“网络通缉”；伊莱克斯女助理的外籍情人邮箱被盗，这位女助理的照片经由“人肉搜索”被张贴于各大网站，其个人资料、身高体重、血型和毕业院校等个人信息几乎全被曝光；在最为著名的“华南虎事件”中，正是由于“人肉搜索”的强大威力和效率，才使虎照被追溯到它的源头浙江义乌的一家彩印包装公司的老虎年画，从而直接推动了“华南虎事件”的真相最终大白于天下；而“人肉搜索”的新近案例，就是网络发起的万人为奥运射击冠军郭文珺寻找生父…… 就技术层面看，“人肉搜索”是如何可能的？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认为，这同网络化时代所有信息均被数字化密切相关：“如今个人行为处处留下数字化信息的踪迹，被有系统地收集在电脑数据库中，并且以光速或音速在不同电脑间来回传输。付餐费、从图书馆借书、从租借店租录像带、订杂志、打长途电话等等都是与完全陌生的人的交往，这些行为以前都是匿名的，如今都被裹上一层信息痕迹的外衣，这些痕迹被收集并排列在人物传略条目中，形成了对个人越来越具体的描绘。”①个人行为的数字化，在网络世界留下处处痕迹，为“人肉搜索”的开展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基础。 二、道德义愤催生“拒斥性认同” 从上述“人肉搜索”引发的热门新闻事件中不难看出，把相关当事者的私人信息曝光于网络社区，是“人肉搜索”的通常做法。由此自然生发出这样一个问题：是谁赋予网民以特权，可以毫无道德压力地把本属他人一己领域的信息公之于众？“人肉搜索”在何种意义上可以不被看作是一种“网络暴力”？ 身份认同及想象共同体的相关理论，或许能够为这一问题提供某种解读的视角。以符号为媒介的网络交往，其最大特征就是“数字化”和“虚拟性”，由此带来交往范围的无限扩大。伴随着所谓web2.0时代的到来，人们的网络交往更多地呈现出分众化和社区化的趋势。而网络社区，正是网民们进行身份认同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想象的共同体”，社区成员在其中能够产生某种强烈的群体归宿感和认同感。 值得注意的是，与传统的“合法性认同”不尽相同，上述“人肉搜索”中所蕴涵的身份认同，更大程度上接近于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所说的“拒斥性的认同”——即指处在支配逻辑下被贬抑或污名化位置/处境的行动者所产生的认同行为。“他们建立抵抗的战壕，并以不同或相反于既有社会体制的原则为基础而生存”。这种“拒斥性的认同”所建立起来的共同体与通常意义上的自治共同体不同，因为“自治共同体”是以被历史、地理或生物学清楚界定的认同为基础，在共同体内部往往根据支配者的意识形态来建立“合法性认同”。而“拒斥性认同”则取决于某种拒斥态度的同一性，需要在拒斥的实践中创造出认同的基础——也即参与到这个共同体中的人员并没有任何可以预先本质化的特征，他们只是以共同的拒斥行为表达自己的诉求，表明自己的集体归宿感②。上述“人肉搜索”事件表明，“拒斥性认同”往往是由网民最初的道德义愤所催生。无论是“铜须门事件”“流氓外教案”，还是“踩猫事件”“华南虎事件”，无数网民正是出于对相关当事人的道德义愤才加入到“人肉搜索”进程中，希望借曝光当事人的真实身份对其加以道德施压，以此来彰显平民的力量和社会的正义。浓厚的道德卫护者的色彩多多少少掩盖了“人肉搜索”所包含的“网络哄客”的暴力成分。在民间力量维护社会正义的道德感面前，“人肉搜索引擎”裹挟的权利滥用、恶意诽谤、挖人隐私、肆意谩骂等网络暴力行为，似乎全都显得微不足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