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自律和文化生产独立本是现代性文化合法化的基础，是现代性美学解决资本主义文化的内在矛盾，掩饰社会冲突并合法化现存等级秩序的经典方式。现代性美学否定日常生活，推崇形式自律的审美原则，通过艺术制度和学校教育使之合法化。同欲望、激情、功能保持连续性的文化一样，成为被经典文化排斥的文化，或者高雅文化之外的剩余文化。布尔迪厄凭借社会学方法对雅俗文化对立问题进行社会发生学研究，从而对现代性文化的神圣和普遍原则进行祛魅。面对现代性美学的普遍原则，布尔迪厄展现出激进的美学锋芒。他通过重现现代性美学的历史性发生，揭示了文化或美学对等级区分(从文化等级到社会等级)的合法化和再生产。 然而，在后工业社会或消费社会中，经济力量膨胀，成为颠覆雅俗文化界限的根本力量。文化被转换成商品批量传播。文化进入商业和日常生活使消费更加炫目和诱人，符号交换幻化出从未有过的丰富面相。文化和经济，这两个遵循不同逻辑的生产场域在你来我往的交流中，不再显得彼此封闭和格格不入。人文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自律逻辑受到根本的威胁，此时面对大规模文化生产和商业逻辑泛滥，布尔迪厄又重提自律性方案，呼吁知识分子联合建立理性的知识政治，以维护文化生产的自律和独立。 布尔迪厄对文化自律性的矛盾态度，使得人们借用他的理论分析文化消费、雅俗文化对立、文化民粹主义等问题时呈现出含混和矛盾之处。例如，在约翰·费斯克的眼里，通俗文化不再是批量地制造同质化产品，推销相同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通俗文化的生产和消费者也不应该被视为一群缺乏鉴赏能力的文化群氓或乌合之众。而这位赞扬通俗文化的生产性和创造性的民粹主义者为了加强自己的论点，他选择了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理论的支持，进一步论证通俗文化本质上是进步且乐观的，正是通俗文化的抵抗和回避使得主流意识形态苦苦挣扎、竭力保卫自己及其价值体系。因此，布尔迪厄关于文化和经济场域以及文化斗争等观念成为费斯克主要借用的观点。布尔迪厄既然质疑了通俗眼光和纯粹眼光的对峙，揭示了它们的不平等关系与权力逻辑的内在关系，在费斯克看来他应该是绝对的文化民粹主义的支持者。①吉姆·麦克盖根反对费斯克对通俗文化不加批判表示认同的观点，布尔迪厄同样成为他援引的重要的理论家。他认为布尔迪厄把所谓的通俗文化讨论视为一种知识分子争取符号权力的策略，布尔迪厄的这种略带揶揄的观点属于知识分子反思式观点。② 笔者注意到意见向左的论者对同一个理论家做出完全不同的认识，暴露出布尔迪厄理论难以弥合的内在矛盾。这一悖论即布尔迪厄等知识分子对文化自律性的矛盾态度。反思“自律性”这个现代性文化中曾经自明的公理，显然有益于我们解读当下消费文化中的诸种文化现象。 知识分子面对大众社会的兴起和知识生产的自律性问题基本持两种态度。其一，是从不同角度对不断“客体化”的文化进程中的自律性问题表示忧虑。譬如，西美尔认为，“文化内容的客体化源自专业化，它使主体与他们的创造成果之间的隔阂日益加剧”，而曼海姆为此深表痛心：工业化的不断发展虽然在社会成员中形成组织化的有客观目标的活动，然而“它并没有在同等程度上推动‘本质的理性化’，普通人让自己的文化归属屈从于一个功能合理的行为复合体中”。③这类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曾经作为社会中流砥柱的制度背景已经远去，知识分子的创造性社会功能都将在未来日益专业化的大众社会中式微。工业社会的高度发展和资本全球化，那些曾经不受控制的文化活动及变得高度组织化，个人的自律性在产业化生产中被侵蚀和剥夺，个人丧失自主生产的成就感和整体批判能力。而大众文化产业的营盘日益稳固，这种大规模生产最终将知识分子坚持自律和启蒙的有限文化生产逐向边缘。 另一类观点则不愿接受这种精英式的悲观论调，他们嘲笑悲观主义者不愿面对现实的挑战而沉湎于怀旧梦幻，而精英批判已经不能解释社会和文化的复杂矛盾和冲突。他们看到工业社会空间的日益复杂化和结构分化，由此为个体带来丰富多元的文化选择。商业价值并未完全驱逐审美价值，在大众社会或商业社会里，雅俗文化都将占有一席之地，在它们相互的角逐、协商和博弈中展示文化的活力和创造性。④ 布尔迪厄对雅俗文化对立和文化生产的自律性的反思兼有这样两种倾向。在对康德美学的社会学祛魅中，他站在质疑现代性价值等级及其深度模式的立场上。布尔迪厄提出这样的问题：生成趣味判断的机制果真如康德所言，源自人类先验综合判断的思维范畴，而无关乎社会历史的建构吗？人们是否在掩盖趣味和文化素养、教育经历以及社会等级之间的关系呢？问与思是一体的，怀疑开启了证伪之途。布尔迪厄向我们显示了趣味判断怎样成为社会区分的标志，社会等级又如何塑造趣味判断等级。他对趣味进行社会学祛魅的根本任务不仅是论证趣味作为等级区分标志，还要揭示趣味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在消费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日益成为权力合法化和再生产的重要途径。也就是说，在消费社会中审美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发挥着我们未知晓的巨大的政治功能，审美、趣味、生活风格成为比强制权力更为重要和隐蔽的统治形式。维特根斯坦曾经不无深意地说，“理解一种语言，就是理解一种生活形式”。不妨借用此话来认识布尔迪厄对趣味的看法：“理解一种趣味，就是理解一种生活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