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丝(fandom)是工业社会中的通俗文化的一个普遍特征。粉丝从批量生产和批量发行的娱乐清单(repertoire)中挑出某些表演者、叙事或文本类型，并将其纳入自主选择的大众文化范畴当中。这些表演者、叙事或类型随后便被整合到一种极其愉悦、高度能指的通俗文化中去，这种通俗文化与那种较为“正常”的通俗受众文化既相似又有明显的不同。很显然，粉丝往往与主流价值体系所诋毁的各种文化形式有所关联，包括流行歌曲、言情小说、漫画以及好莱坞的大众明星(体育明星或许因为其阳刚魅力而不在此列)。于是，粉丝便与从属阶层的文化品位休戚相关了，尤其是与那些因性别、年龄、阶层和种族的任一组合而被去权化了(disempowered)的人群之品位息息相关。 所有的通俗受众都能够从文化工业产品中创造出与自身社会情境相关的意义及快感，从而不同程度地从事着符号生产(semiotic productivity)。但粉丝却经常将这些符号生产转化为可在粉丝社群中传播，并以此来帮助界定该粉丝社群的某种文本生产形式。粉丝创造了一种拥有自己的生产及流通体系的粉丝文化，这种文化形成了我所指称的“影子文化经济”(shadow cultural economy)，它虽然游离于文化工业之外，但同时又与文化工业分享着一些共同特征，而这些特征正是那种比较正常的通俗文化所不曾具备的。 布尔迪厄曾将文化描述为一种人们可以进行投资并积累资本的经济，在本文中，我希望借用并发展布尔迪厄的这个隐喻。文化制度犹如经济制度一样运作，对资源进行不平等的分配，造成了特权者和被剥夺者的区别。这种文化制度，主要是通过教育制度，以及其他诸如画廊、音乐厅、展览馆等各类艺术津贴机构(这些机构相互配合，构成了一种囊括传统文化至前卫文化的“高雅”文化)来提升并优待某些文化品位和文化能力。这一文化无论是从社会的角度，抑或从机构的角度来看，都是合法的，我称其为“官方文化”，使之与那些没有获得社会合法性和社会机构支持的通俗文化区别开来。官方文化就像货币一样，将拥有者和匮乏者截然地一分为二。如果“投资”于教育，获取一定的文化品位及文化能力，就能产生一种社会“回报”，比如获取更好的工作机会，拥有更高的社会名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因此文化资本经常与经济资本联袂制造出社会特权和区隔(distinction)。 布尔迪厄(1984)详细分析了社会空间中的文化趣味是如何准确地与一定的经济地位相匹配的。他首先将我们的社会设想成一个二维地图，该图中的纵坐标(或者称为南北向坐标)记录了一个人所拥有的(经济和文化的)资本量，而横坐标(或东西向坐标)则记录了一个人所拥有的(经济和文化的)资本类型。位于地图西边的(或曰，左边的)人，文化资本多于经济资本(比如学者、艺术家等)，而位于地图东边的(或曰，右边的)人，经济资本多于文化资本(商人、制造业主等)。位于地图顶部中心地带的是那些两种资本都很富有的人，如建筑师、医生、律师等专业人士以及那些受过教育的、“富有品位”的资本家！位于该图的底部或者南端的人则是那些两种资本都被剥夺的人士，布尔迪厄称其为“无产阶级”。 两种形式的资本又由于继受(inherited)和习得(acquired)的区分而变得更加复杂。旧钱新钱的区别对于那些“北方人”来说是一个关键的区分，尽管这一区分对穷人来说显得有些荒唐可笑；类似地，当我们在社会空间中往北推进时，区分文化资本是继受还是习得就变得更加重要了。简单地说，习得的文化资本是通过教育制度生产出来的，并由对文学、艺术、音乐以及现今日益重要的电影中的一套特定文本(或称“经典”)所具有的知识和批判性鉴赏能力所组成。而继受的文化资本并不体现在对文本的偏好之上，而是通过生活方式表现出来，如时尚、家具、礼仪、餐厅或者俱乐部的选择，运动或度假的偏好。 这种模式虽然富有创造性，但它具有两个缺陷。第一个缺陷在于，它把经济和阶级强调为社会差别的主要(如果不是唯一的)维度。我们还需在布尔迪厄的模式中加入性别、种族以及年龄等辨别基准(axes of discrimination)，并将他对文化如何确保阶级差异的描述，当作变化在其他社会辨别基准中所发挥的功能的一种预示。在本文中，我主要讨论臣属基准(axes of subordination)的阶级、性别以及年龄。但遗憾的是，我无法提及种族因素，尽管该因素很值得研究，我没有找到有关有色人种粉丝的研究资料。迄今为止，大多数的研究都着重于把阶级、性别以及年龄作为关键的辨别基准。 就我个人的特殊目的而言，我认为布尔迪厄模式的另一缺陷在于，他未能像研究主导文化(the culture of the dominant)那样对臣属文化(the culture of the subordinate)进行同样精细的研究。他将主导文化细分为若干相互竞争的类别，这些类别分别概括了资产阶级中各个独特阶层的特点。但他却把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当作一种没有差别的同质体。这就导致了他严重低估通俗文化的创造性及其在臣属阶层中所起到的区分不同的社会形塑模式的作用。他不承认，有些通俗文化的资本形式是在官方文化之外生产出来的，并常常与官方文化资本相对抗。 这两个缺陷是可以弥补的，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其著作的价值。在我看来，布尔迪厄的“栖习”(habitus)概念特别有用。栖习包括一个栖息地、一些居住者和栖居该地的过程，以及与此相连的惯性思维定式的概念。它包含了我们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与其相符的生活方式以及布尔迪厄所称的相关的心灵“禀性”(dispositions)、文化品位、思维方式和感觉。栖习拒绝了社会和个体的传统区分，重塑了支配(domination)和主体性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