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性知识视野下的跨文化传播研究 崔波（清华大学）/《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8.5.112～115,122 地方性知识视角所具有的独特文化分析功能，如强调了跨文化传播中双方文化的平等性，应对限定于生长地域的彻底区域化知识保持应有的尊重，分析不顾及地方性知识具体情境而将地方性知识片面普遍化是导致当今世界跨文化交流中不对等的原因等等，无疑为我们理解和把握跨文化传播中的关键问题有着建设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跨文化研究视角的不足。但是，在运用这种视角进行分析时，必须注意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一是，地方性知识的视角仅仅是作为一种跨文化研究的分析思路，而并不意味着地方性知识对于跨文化传播的决定论。其次，本属于人类学领域的地方性知识一词最近一再出现在兴起中的科学实践哲学里，人们也一再把这两种地方性知识概念混同一谈。澄清这两种地方性知识是地方性知识观念应用于跨文化传播的前提所在。以格尔兹为代表的人类学的地方性知识概念，是与民间性模式有关的知识概念，即来自当地文化的自然而然的东西，固有的东西；科学实践哲学中的地方性知识概念，是一种哲学规范性意义上的概念，指的是知识的本性就具有地方性，特别是科学知识的地方性，而不是专指产生于非西方地域的知识。西方的自然科学在其标准化的过程中确实走到了其他地方性知识的前面，为此，其他地方性知识应该也必须向西方知识学习，尽可能使之标准化，使之得到编码，扩展自己，这也是我们积极与西方发达国家广泛开展跨文化传播的重要原因。 想象中国：西方现代性期望中的三种意义 周宁（厦门大学）/《学术月刊》，2008.9.5～15 西方现代思想中的“中国”，与其说是一个现实的国家，不如说是一个表达特定文化批判立场的乌托邦。西方现代性想象在不同时期有目的地推崇中国，形成特定的“中华乌托邦”话语谱系。它先后表现出三种意义类型：孔夫子塑造的道德理想国，充满东方情调的牧歌田园，表现人类进步的美好新世界；经历了从社会现代性期望到审美现代性期望、复由审美现代性期望回 归社会现代性期望的两次转型。“中华乌托邦”形象出入文学与政治之间，表现出内在逻辑的一致性，为西方现代激进思想提供了批判的立场，也暴露出中西跨文化交流与现代性文化批判的乌托邦根基。无论是以“乌托邦”的想象来推崇或美化中国，还是以意识形态偏见来贬低或妖魔化中国，西方的中国形象往往与中国的现实相去甚远。研究西方乌托邦化中国形象的话语传统，不仅可以理解中西跨文化交流的观念特点、西方的中国想象的内政结构与生产机制，而且对现代知识分子文化批判的乌托邦立场也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民间传说及其保护问题 刘锡诚 /《西北民族研究》，2008.4.139～150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入选了包括四大传说在内的29个民间传说项目，开了在国家层面上对民间传说进行保护的先河，但进入国家名录的项目数量与民间社会实际的贮藏量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远远不能反映我们这样一个泱泱大国浩如烟海的民间文学的整体面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不可忽视的，是我们国家体制对文化的分割，地方文化主管部门主要管音乐、舞蹈、戏曲等表演艺术，而不管民间文学，不管手工技艺，不管民俗生活等本属于“非物质文化”的这些重要文化领域。长期不管的结果，是不懂，是陌生。民间传说的保护，广而言之，民间文学的保护，重点在根据其固有特点建立和健全一个适合时代需要和可持续发展的传承机制，从而使产生和流传于农耕文明条件下的传统民间传说，在现代条件下仍然能够得以继续传承。而居于这个机制核心的是传承人、讲述者、故事家、歌手。故事家是民间故事传说的主要载体和民间传说得以传播、传承的关键。 论中原文化在中华民族精神形成中的作用 杨云香（郑州大学）/《中州学刊》，2008.9.184～186 从历史的角度看，发端于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无疑在中华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作为源头和母体，它对中华文化的重要性大致相当于古希腊文化之于西方文化的重要性。中华民族，自殷周至战国诸子百家的兴起，中原地区一直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区域，它奠定了中国人的基本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如果说中华民族精神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核心和灵魂，那么，中原文化则是生成这种核心和灵魂的母体或胚胎。在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建构的形形色色的关系中，中原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所建构的关系是根本性的。也就是说，研究中原文化对中华民族精神建设的影响乃是抓住了问题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