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罗斯金的文化观 殷企平《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5.143～51 认为罗斯金“从艺术批评转向社会批评”的说法失之于简单化，不利于从整体上把握他的文化观。无论是罗斯金发表的艺术批评还是社会批评，其实都是受到他总体文化观的影响 。罗斯金的文化观与他所处的时代以及他因此生发的焦虑有关。19世纪的英国，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迅速转型，以形形色色的“分离”为特征的异化在现代化进程中愈演愈烈，这是让罗斯金深感焦虑的根本原因，焦虑的背后是他对人类社会的整体性与和谐性的向往，而这种焦虑和向往既体现于他的艺术批评，也体现于他的社会批评，并且促成了两者的高度融合。他跟卡莱尔、阿诺德一样，把批评的矛头对准了由工业革命牵引的、以机械式进步为内涵的文化现象——更确切地说，是“反文化”现象。对于现代文明的焦虑使“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得以扩充与发展，这里面有着罗斯金不可磨灭的贡献。 走出清明节解释的两个误区 林继富《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5.76～81 考察清代至民国时期地方志记录的“清明节”习俗，发现地方知识对于清明节发展的重要性以及清明节对于地方文化体系建构的特殊价值，发现作为节气的清明对于清明节文化形成的意义。这些都是通过多样化的民俗活动和生活行为得以展示，得以表达。对于祖先世界与今人世界、亡灵世界与现实世界、当下世界与未来世界交互的特殊时日，天气的征候成为人们观察社会、预兆生活的方式，成为调节世人心理活动的重要元素。 既往对于清明节的研究有两个误区应该引起注意：一是对清明节形成的文化基因重视不够。清明节气是构成清明节的文化基础，清明节文化是对清明节气的不断丰富和发展，讨论清明节，清明节气不能置之不顾。二是对于清明节作为地方知识的性质重视不够。地方志是记录清明节地方知识的有效载体，对地方志中关于清明节的记录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民众生活中的清明节，更好地把清明节置于在地化和在时化的情境中理解与其相关的所有文化活动。通过解剖清明节的文化基因和地方知识，以此得出清明节不仅是祭祀祖先、追悼亲人的日子，也是人们实践和渴望美好生活的日子。 都市文化语境下的乡村图像与市民文化 ——民国《良友》画报对上海街头文化的想象与建构 吴果中 刘睿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5.133～137 民国《良友》画报是建构上海街头文化的印刷文本，编辑采用比较传播和平民化的传播技巧，尽力捕捉中下层市民及乡下人的街头生活图景，以“新闻报道加小说花腔的语调”的故事叙说方式和图文的双重表述体现媒介的民间立场和大众话语趋向，在下层市民个人物质生活以及谋生样式等具体问题的图文解释中，建构了在上海都市文化语境下的乡村图像和市民文化景观，体现大众传播媒介对文化主体——市民的终极关怀，生发出上海街头文化的地方主义色彩以及对都市文化的天然重构，同时也典型地折射出编者在上海现代性背景下的媒介伦理及其精神焦虑。 “蚩尤”和“黄帝”：族源故事再检讨 徐新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5.2～13 从文学人类学角度探讨“蚩尤”和“黄帝”的故事文本，对与之相关的族源表述加以分析，可以发现，就多民族构成的中华文明而言，不同祖先的历史叙事是族群区分和互动的重要主题。总体来说，讨论史书对“黄帝战蚩尤”故事的记载及其引出的后果和回应，问题很多，包括“史记”、“史实”和“史论”诸层面；而联系其演变进程，则可大致分为古代、中古、近代和当代几个阶段。彼此各不相同、互有联系，需要参照论之。 古代：基本来看，蚩尤和黄帝的并置书写，《史记》集其大成，并由此奠定了后世传承的谱系根基。其中，黄帝和蚩尤处于对立位置，后者以“乱”和“恶”的形象作为“治”与“善”的陪衬而存在。中古：秦汉王朝的建立，标志华夏一统的产生和夷夏之防的确立；其后，被称为“五胡乱华”的异族入侵一次次使“黄帝世系”的书写被迫进入“中断” 与“重续”的循环。近代：与西方列强的遭遇、强国的现实压力及其对“国族”凝聚的需求导致了“黄帝崇拜”的第二次高潮；与此同时，华夏一系的中心地位无形中造成了其他少数民族的身份紧张，从而引发出后者对所谓“五族共和”格局的突破，要求参与到现代“国族”的构成行列里去。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对“黄帝崇拜”仿效和回应特征的“蚩尤复活”，就在苗汉互动的过程中发展出来。当代：对所谓“文明冲突”的担忧（或制造），促使新一轮的“民族-国家主义”在各国掀起，这再次激活了中国内部的“黄帝崇拜”。而出人意料的是，由于只顾对“五帝”遗产的简单翻检和复制，这种原本针对外部的国族动员竟反过来动摇了国内平衡，导致要求互相尊重、祖源对等、族群共建的普遍呼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蚩尤和黄帝的话题还值得展开深入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