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真正摧毁了中国社会传统生存和信仰模式的，不是20世纪中国政治家们的“政治试验”，也不是文人们、政治家们倡导的“文化革命”，而是消费社会的崛起、消费文化的浸润。消费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风尚和思想的中心，也是文化理念的中心，它打破了现代以来，甚至是自古以来我们形成的中国思想、中国文化核心理念与社会生活所形成的平衡。 上海也不例外，甚至更加突出。消费是由物、服务以及相关的信息交流和财富交换为中介组织起来的一系列关系的总合，“物”在消费关系中，首先是“视像”，它首先在电视等视觉媒体中露面，然后是在商场的展示柜台和橱窗中露面，最后作为甲的消费物在乙的眼光中露面，这个过程中，视像的交流和玩味，远远超过了“物”的可用性范畴，甚至是对可用性的回避，这个过程中，“物”的人工化形式被单独提取出来，在作为内容(可用性)的“物”被回避的基础上，作为质料的“物”也被回避，不会有人真的关心欧莱雅化妆品到底使用了什么质地的原材料，消费过程中，消费者更关心的是欧莱雅在别的人的眼光中的视像意味——在别人的眼里，它是高档的吗？有用的吗？现代消费的核心景观是由视像垫造的，真正的奥秘就在视像中。 我们对上海消费文化的分析，可以从视像开始。反过来，我们也认为在所有的视像中，最能担当关键视像角色的是“商业视像”。上海一向被看作是一个商业文化社会，但是，商业消费文化成为社会主导文化是最近才产生的，仅仅是在最近几年，上海市民才渐渐地由产业工人为主导群体，向金融、服务等从业群体转移，日常生活由工厂上班、生产为核心转向办公室上班、休闲、消费兼顾。2000年以后，上海出现了大量的商业副中心，如徐家汇、五角场、大宁国际副中心的崛起，这些商业副中心把新的消费意识、身份意识、生活意识带向四面八方，而在2000年之前，上海实际上的消费中心只有淮海路、南京路，那里的消费大多还是针对外地游客的。 过往我们对文化的研究比较重视纸面印刷材料，文字是我们分析的中心。但是，当下的社会是一个视觉中心的社会。法国学者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一书中把当下社会定义为“景观社会”，人们因对景观的迷入而丧失对本真生活的要求，资本则依靠制造和控制景观的生成和变换操纵社会生活。德波认为，费尔巴哈判断的他那个时代的符号胜于物体，副本胜于原本，幻想胜于现实的事实被这个景观的世纪彻底证实。景观是由感性的可观看性建构起来的幻象，它的存在由表象所支撑，各种不同的影像为其外部显现形式。尤为重要的是，景观的在场是对社会本真存在的遮蔽。景观社会的本质是：少数人制造了充斥当今全部生活的景观性演出，而多数人因为对景观的“沉入”，在一种痴迷和惊诧的全神贯注状态的观赏中承受着控制和默从、分离和孤独。图像，是已被现实化和转化为物质王国的世界观，被转化为客观力量的世界观。在景观生产方式中，意识形态控制通过影像布展得以生成，而分离(异化)则是景观发生的现实社会基础：“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①中，原先那个物性的商品经济世界已经转化成景观的总体存在，转变的实质在于“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②。“存在”向“占有”堕入之后，又向“显现”转向。德波认为一种完全倒向景观化的消费文化已经诞生，其作用是使历史在文化中被遗忘掉。在景观社会里，个人被景观弄得目眩神迷，被动地存在于大众消费文化之中。鲍德里亚更为极端，他认为景观社会已经终结，取而代之的是“拟像时代”，“这是图像历史的最后阶段，它从‘图像掩盖基本事实之缺席’的状态进入到一个新时代，在其中，‘图像与任何一种现实都没有关系：它只是自身的纯粹的拟像’”③。图像本身就是凶手，它在“谋杀真实”。因为既然我们已经习惯通过图像为媒介来了解事实，那么我们就得服从图像的指示。鲍德里亚说：“原始社会有面具，资产阶级社会有镜子，而我们有影像。”④上述变化的实质在于虚构的东西已经使人们不自觉地处于被麻痹的“催眠”状态。恍若魔术师手中高明的戏法，各种“专门化的媒体”一时间成了主角，视觉被提高到曾是触觉享有的特别卓越的地位。费边直言不讳地认为，这个时代文化或社会视觉化的能力几乎可以成为理解的同义词，一个“图”字让新闻的可信力和吸引力同时倍增。 本论文对上海文化的分析立足于视像，而视像的分析又不是立足于传统的文化视像——那些由文化人创造的视像作品，如影视、绘画、摄影作品，而是立足于商业/消费生活中的产生的各种“生活视像”，这是本论文没有把文人创作视像作为解读对象，而把商家和大众通过消费关系合作创作的消费生活视像作为分析对象的原因。 关于文化的生产机制，我们有两个路向可以讨论。一种观点是：文化是由大众生产出来的，真正主宰这个世界的，不是精英，也不是政治领袖，而是大众自身，他们自我创造，自我造就，即使是精英和领袖的影响也是通过其自身的消化、吸收达到的，大众犹如文化蚂蚁，他们人多势众，匍匐在地面上爬行，看起来不起眼，没速度，没高度，但是，他们恰恰是文化的载体，他们首先是组成了文化，最后，他们组成的那个文化恰恰又是他们自己创造的。与此对应的是另一种文化观，这种文化观把文化看作是由社会精英创造，或者至少是由精英主导的，大众只是文化的载体，他们得有雄鹰引导，雄鹰带路，蚂蚁跟随。前者我们可以看做是蚂蚁文化观，后者我们可以定义为雄鹰文化观。 实际的情形比上述两种观点更复杂。蚂蚁和雄鹰都在同一个空间，他们处于互相影响、相互造就。有的时候，看起来文化大众在反抗文化精英，但是，这种反抗恰恰堕入了精英圈套，走了精英路线；而文化精英常常在进行文化设计和文化建构的时候，又被大众的创造力征服，这里面存在着复杂的权利扭结。本论文试图对此做出解读。本论文用图像学方法、符号学方法，研究2000年后上海商业文化的建构的新特点，上海消费行为和消费文化的生成模式。 本论文试图把对上海的商业文化分析建构在案例分析之上，而途径则是视觉分析。我们的研究目的：一、我们研究2000年之后，上海商业文化发展的新特点，尤其关注消费行为中“阶层意识”的建构，而我们的研究是通过“中产阶级消费意愿和消费意识”的建构及扩张展开的，真正的阶级意识，是由消费产生的，消费能力、消费意愿、消费模式导致生活方式、思想方式的变化，直接产生自我阶层归属感。二、2000年以后，上海出现了众多副中心，五角场、大宁国际副中心等的出现，表示上海商业格局的网络化开始形成，上海的商业生活、消费景观不再局限于市中心一块有限的地方，而是遍地开花，生产不再是这个都市的核心，新的核心是消费，这个消费正被大大小小的副中心的建成从中心城市景观变成全上海的城市景观。 电视出现之后，世界已被造就为“看”的对象，视觉被提高到触觉、听觉、嗅觉等之上王者的地位，能体现当代社会基本价值观、引导个人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它将当代社会中的冲突和解决方式戏剧化地呈现为视觉文化现象，体育比赛、政治事件、社会冲突、家庭冲突等等都被媒体视觉化为“图像”，成为被观看的景观。本课题着重分析上海商业视像，把人们的消费行为、日常生活行为“视觉”化，作为“看”的对象来分析，同时也重视对大众“看”的方式(对视像的接受行为)的观察和分析，研究“看”的内容和“看”的方式是被“商业行为”生产出来的内在机理。事实上，我们试图把整个上海看作是“视觉”对象，我们把2000年来上海文化的转型问题转化为“视觉景观”的问题，以解释上海文化的自我生产、自我缔造——“上海，今天的上海文化何以如此”的问题。
